1949年6月中旬，梅雨压着秦淮河的水汽，南京下关车站挤进一位拄木杖的单瘸老人。附近卖茶叶蛋的小贩只听他低声嘟囔：“我要见刘伯承。”老人就是徐梦秋——当年在瑞金讲台上风光无限的“红色历史学家”，此刻却一身旧布长衫，神情惶然。
消息被车站警卫记录后层层递送，半日之内便摆到了南京市军管会办公桌。负责政保的周兴警惕起来：一个在新疆叛变、早被通缉的旧部忽然主动求见总司令，这事怎么看都不是普通探友。于是，他那句著名的电文发出：“此人来历复杂，已稳住，待命。”
电报到北平只用了七个小时。毛主席浏览完简要情况，签下一行字：“立即捉拿归案。”批示干脆，没有任何犹豫。对组织造成巨大损失的变节者，哪怕昔日共过患难，也绝无回旋余地。
徐梦秋被带往老虎桥监狱之前，还试图向看守解释：“我只想向刘总交待几件旧事……”看守冷声回道：“讲话留给审讯室。”短短一句对话，成了他此生最后一次“辩解”。
追溯二十多年前，1924年上海大学的教室里，徐梦秋常抱着厚厚的《史记》做摘录，瞿秋白笑称他“书呆子”。然而这个“书呆子”后来在中央苏区、在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在红军大学课堂上，把历史观念同革命现实揉在一起，对无数青年军官的世界观起了奠基作用。
长征途中，他失去左脚，仍坚持整理敌后情报。毛泽东曾在扎西村的油灯下与他讨论明代边政，亲笔夸过一句：“徐梦秋，能读能讲。”正因如此，1936年他被派往新疆，负责教育和宣传——组织对他寄予厚望。
局势急转直下出现在1942年。盛世才投向重庆，陈潭秋、毛泽民先后遇害。在迪化监牢里，季源博连番酷刑逼供，许多同志咬牙不屈。遗憾的是，徐梦秋扛不住。他写下脱党声明，交出大量内部情况，还把陈潭秋、毛泽民诬为“暴动主谋”。从此，他与党组织的历史被按下休止符。
几年间，徐梦秋辗转军统、保密局，再到南京国防部档案室做挂名研究员。表面闲云野鹤，实则被情报机关看作可随时抛弃的工具。1948年底，当毛人凤准备撤台，他被一句“自行离去”推上绝路。上海、徽州山村的逃亡生活，让他彻底体会“投机无门、众叛亲离”。
1949年初，全国解放在望，他意识到国民党末日将至，想起红军旧友或许能给自己留一条生路，遂决定进南京投案。选择见刘伯承而非他人，是因为刘总昔日在红一方面军任参谋长，与他有过短暂同窗情谊。徐以为凭这点交情，再加自己“从犯求赦”的姿态，也许能换来轻判。算计十分世故，却忽视了新政权对叛徒的原则。
捉拿批示下达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很快完成初步审讯。卷宗里列出的罪状包括：供出新疆地下党名单、协助军统构陷革命干部、出版抹黑中共的文章等。证据来自军统档案、幸存同志证言以及他亲笔供词，链条完整，不容辩驳。
1950年初，江苏省人民法院宣判：徐梦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部分旁听者记得，他听到结果时没有过激反应，仅抬头望了望窗外阴沉的天空。随后，他被押回老虎桥服刑。
在狱中，徐梦秋仍旧读书写札，但与青年犯人交谈时再不提“唯物史观”，更多是谈家乡寿县的小河和芜湖的茶楼。1976年5月22日，他因肝病并发症去世，终年八十。监狱档案的结尾一行字写道：“遗体已按规定处理，无家属认领。”
徐梦秋的一生，从红色学者到历史叛徒，跨度惊人却又合乎逻辑。信仰与私利之间，他在迪化牢房那道老虎凳上交出答案；后来所有漂泊，都只是那张供词的余波。新中国初立，法律和纪律需要鲜明立场，毛主席“立即捉拿归案”的决断，也因此没有丝毫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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