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六月，赣南新泉的稻田刚冒尖，红一军团的简易卫生所里却被疟疾折磨得人声嘈杂。短短半个月，发冷发热的号子此起彼伏，战士们躺在稻草垫上直哆嗦，奎宁成了最抢手的救命丸。
这天拂晓，缴获品清点完毕，几只未贴标签的褐色小瓶被送到军团卫生部。瓶口塞着软木，散出淡淡苦味，看形状、闻气味，都像奎宁。部长姜齐贤拍板：“赶紧分下去，别让弟兄们再拖着。”没人想到，这一次的“及时雨”埋着雷。
两个时辰后，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先服了药。起初，他们汗出如浆，以为药效发作，不料片刻工夫就精神亢奋，呼喊不停，直往山坡上狂奔。卫生员追上去时，两人抓胸捶背，面色潮红，口里只剩一句：“烧！烧！”这种症状，疟疾绝不会出现。
情况很快报告到军团部。聂荣臻、罗荣桓和罗瑞卿同时赶到临时病棚。聂荣臻蹲下检查药瓶，眉头拧得像个结：“先封存其余药品，查来源，不准再服。”随即，他让警卫找来犬只做皮试以辨药性——在当时，这是最可靠也最原始的办法。
封存的药渣很快显出真相：吗啡。剂量还不算小，数十名疟疾患者已服下。吗啡本是镇痛剂，大剂量却会先兴奋后抑制，若再对症下错药，轻则呕吐，重则呼吸停止。聂荣臻脸色阴沉，却没有立刻追责，而是吩咐：“先救人，再分清责任。”
医疗班动作麻利，将服药者集中监护，强迫催吐、灌水、冷敷，一阵折腾，总算无人殒命。黄科长等人醒来后神智尚迷糊，见政委守在床边，尴尬得直咧嘴。聂荣臻安慰一句：“误服而已，别胡思乱想。”转身又叮嘱卫生部：缴获药若无标签，先试验，后登记，不许凭经验瞎猜。
姜齐贤是1928年毕业于南京军医学校的中校医官，长于急救，却在这回闯了祸。他向聂荣臻请罪，自认惩处在所难免。聂荣臻却摆手：“工作疏忽要批评，但乱扣‘敌特’帽子，只会寒了人心。”一句话，把调查转向制度漏洞，而非个人动机。
不得不说，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并不常见。苏区保卫形势紧张，稍有差池就会被怀疑“破坏”，轻则隔离，重则枪决。聂荣臻坚持“保护好人和打击坏人同等重要”，既给了医务人员活路，也为以后红军的卫勤规程奠了基。
药物匮乏的困境，并非一次乌龙能够概括。耿飚回忆自己长征出发前患重疟，高烧时满身湿冷，却只分到两粒奎宁。姜齐贤实在没药，劝他留在苏区静养，耿飚死缠硬磨才跟上队伍。后来靠贵州老中医配的斑蝥桂圆丸才捡回性命，但那副药吃完四肢麻木、头发大把脱落，可见副作用之猛。
战斗间隙，兽医药品也常被挪作人用。直罗镇一役，耿飚颈部被弹片划开，鲜血直流。卫生主任戴济民赶了两百里山路，拿出“崭新的绷带”和消炎针，伤口清洗得干干净净。耿飚调侃：“舍得下本了？”戴济民笑说：“都是缴获敌军兽医营的存货，比茶叶水强。”
这些细节透露出一个事实：在物资最匮乏的年代，红军对待医疗的态度并非“凑合”，而是尽力用有限资源做最安全的选择。聂荣臻立下的“试药”原则，此后被各军团沿用。直到抗战初期，八路军野战医院仍保持“犬试”和“小剂量自试”两道关，药品误用再未出现大规模事故。
有意思的是，这场吗啡当奎宁的插曲，成了姜齐贤军旅生涯里唯一一次“黑历史”。1949年，他已是四野卫生部副部长，参与组织渡江战役后方救护，大大小小上万名伤员转运无一差错。授衔时，陈毅半开玩笑：“别再把吗啡当奎宁了。”姜齐贤只得苦笑作答。
从制度角度看，聂荣臻当年的处理，显示了对基层专业人员的尊重。他没有简单归咎于“阶级成分”或“出身”，而是抓住“识别流程”这一薄弱环节。试想一下，如果贸然把姜齐贤、戴济民推上审讯台，红军原本就薄弱的医疗体系恐怕瞬间瘫痪。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初，中央军委颁布《红军卫生行政暂行条例》，其中对缴获药械的鉴定流程写得清清楚楚：未知药品须“试犬”或“自试”，并建立“副作用登记册”。条例起草人之一正是当年亲历误药风波的戴济民。他在备注里加了这样一句：“血写的教训，绝不可忘。”
如今看来，那几年红军卫勤工作的进步，与一连串惨痛经验密不可分。吗啡误发事件虽然惊险，却让队伍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也让技术人员意识到责任的分量。姜齐贤后来常对学员说：“当医生，失误就是死人。那天，要不是聂总拦住，我这辈子再不能拿手术刀。”
战争年代，枪弹能夺命，疟疾同样能夺命。偏偏救命的奎宁和致幻的吗啡形色相近，一旦搞错，后果难以弥补。聂荣臻的稳妥处置、罗荣桓的组织协调、罗瑞卿的保卫审慎，三位日后共和国元帅在风雨飘摇的苏区交出了一份冷静而负责的答卷。这份答卷没有豪言壮语，却在关键时刻保住了一支军队的医疗骨干，也间接保住了无数士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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