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一个清晨，河内大雨初歇，71岁的武元甲披着军大衣走进国防部会议室。参谋长刚从边境带回新情报：北京决定调许世友坐镇东线，而非病中的“战神”粟裕。武元甲摘下军帽，顿了两秒，高声说道：“如果真是许世友，那这一仗越南必胜！”一句话把本已紧张的空气瞬间点燃，参谋们脸上的忧色似乎淡了几分。
让这位越南总司令如此底气十足，不仅是对中国指挥员年龄的揣度，更是源于一路走来的战功加持。1940年代，他曾在广西凭祥县接受八路军教官培训；1945年回国后，只带着五千人就硬生生把部队扩充到数万。1954年，他依靠中国顾问团提供的火炮、后勤体系及陈赓的战略思路，在奠边府挖出复杂暗道，彻底吃掉法军精锐。那场胜利，让他被誉为“红色拿破仑”，也让他误判了日后自己与中国军人的差距。
然而中越关系的走向不由个人支配。1965年之后，胡志明病重，黎笋逐步上台。同年，美国轰炸升级，越南一边寻求苏联重型装备，一边继续要求中国修公路、空运物资。等到1975年西贡易帜，黎笋觉得“抗美牌”打完了，中国的援助也完成了历史任务。边境摩擦从1976年夏天开始增多，跨红河谷的3号公路变成越军袭扰据点，广西、云南边民常常夜半惊醒。北京数次交涉无果，1978年11月已暗中着手反击方案。
同一时期，武元甲并不好过。黎笋对亲华将领心有芥蒂，把这位老功臣晾在国防委员会外围。真轮到排兵布阵时，却又想起“元帅的威望”。出于政治需要，他被推到前台，同时背后还背着一口“背锅的大黑锅”。武元甲心知肚明，却相信自己能凭昔日经验与苏联协议撑住局面。
北京的用人考量完全不同。粟裕多年心脏病缠身，已经无法长时间伏案，许世友虽然73岁，身体依旧硬朗，每天清晨坚持三千米长跑。更重要的是，他熟悉江南、华南雨林地形，在淮海、大别山出奇兵时就擅打穿插迂回。国务院军事会议明确提出“速决、不打持久、给教训但不占地”，许世友与55岁的杨得志分别负责东线与西线，两人暗中约定：“两周要拿下谅山—老街—高平三角。”
越方情报部门很快将中方部署拆解交给武元甲。那夜，他在地堡里点上一盏马灯，对副官们逐条讲解自己乐观的理由：一，中国自朝鲜停战后已二十多年无大战；二，中国兵员虽多，但多数是城建、农业兵转体；三，北方还有苏军百万，解放军不敢过度投入；四，只要把战线拖进雨季，越军就能发挥熟地优势。他拍着桌子，坚定地说：“只要咬住东线，剩下交给谈判桌。”
1979年2月17日凌晨，山口关炮声雷动。许世友站在前线指挥所，望着闪烁的火球，用笔在地图上快速划线，命令炮兵“开路一号”连环射击。不到八小时，占领友谊关；两天后，临桂、同登相继告急。东线主力集团军以端点突破、背后合围的打法，一路撕碎越军工事。西线杨得志的部队穿密林翻越石山，都龙口突进二百公里，把武元甲的防御体系拦腰截断。
武元甲临时改令后撤，想在谅山组建纵深防线。遗憾的是，中国步兵第55师夜行军一百公里抢占高地，直接压进市区；2月27日，谅山主阵地失守。与此同时，北部湾海面上，美苏正举行冬季海军演习，苏联黑海舰队并未南下。莫斯科经过多轮评估，担心与北京硬碰影响与华盛顿的缓和进程，最终只发来一份含糊声明：“敦促双方保持克制”，援兵遥遥无期。
3月5日夜，越军前线指挥部接到撤退指令，武元甲把电讯稿揉成纸团，靠在椅背上沉默良久。他对身边参谋低声说：“想不到，许世友依旧凶狠。”这一句简单自语被记录在日记里，后来成为研究越军心态的重要注脚。3月16日，中国宣布任务达到目的，主动撤出越北，边境炮火归于寂静，作战总计28天。
战后局势急转。黎笋将失败罪责统统甩给“老成保守的武元甲”，解除了其一切军职。直到1986年革新派抬头，他才被恢复象征性顾问身份。1990年9月，武元甲应邀出席北京亚运会开幕式，面对长安街两侧涌动的彩旗，他沉默不语。记者问他对许世友的评价，他轻声答道：“能征惯战，名不虚传。”那一年，许世友已病逝三载，粟裕也于1984年长眠八宝山，一段纠葛就此尘封。
自认为“必胜”的豪言，最终成了越南军史里最尴尬的注脚。更深层的教训在于：盲目依赖外援、低估对手经验、忽视决策层政治算计，任何一条都可能将胜算化为空谈。对武元甲而言，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战场生涯，可谓起于中国，也止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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