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滩的大佬们都在算自己的命，但算来算去，就三个结果。
黄金荣，过去在法租界里说一不二，巡捕们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
现在呢？
一把扫帚塞到他手里，让他去自己当年开的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给来来往往的人当活教材。
那佝偻的背影，比任何报纸上的文章都更说明一个时代过去了。
杜月笙，公认最会做人、最懂风向的，最后坐上了去香港的船。
望着越来越远的上海，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最终人是死在了外面，一口气没上来，留下的全是遗憾。
可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大会，台下坐着一个人，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腰板挺得笔直。
他叫顾竹轩，名号跟黄、杜并列，人称“江北大亨”。
轮到他发言，他站起来，话不多，却把在场的人都镇住了：他名下的天蟾舞台、十几家车行，还有宁波路上半条街的房产，全交了。
都是从底层烂泥里爬出来，在黑白两道呼风唤雨的人物，怎么到了最后，一个扫大街，一个远走他乡，偏偏他顾竹轩能安安稳稳地坐在新政府的会场里？
这事儿，得从他那场押上全部身家的豪赌说起。
时间倒回1902年，黄浦江边的码头上，人挤人，乱糟糟的。
一个十六岁的毛头小子，叫顾竹轩，从苏北盐城逃荒过来的，光着脚板在滚烫的石板路上拉着黄包车跑，脚底板全是血泡。
就为了那一天十二个铜板，他得从天亮干到天黑，比码头上的牲口还累。
那时候的上海，拉车的活在最底层，谁都能踩一脚。
车行的老板抽头，租界的巡捕没事就拿警棍在你身上练练手，地头上的小混混隔三差五来收“保护费”。
大部分人都忍了，觉得这就是命。
可顾竹轩不是，他骨子里有股邪火。
旁边车夫被洋人巡捕打，他能抄起卸下来的车杠子就冲上去。
地痞来收钱，他敢第一个站出来说“不给”。
就是这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让他在一帮苏北老乡里成了主心骨。
有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他。
慢慢地，他不光是拉车的了，手底下聚了一帮兄弟，闸北一带的车行、赌台、码头，都得看他的脸色。
青帮“通”字辈里有头有脸的刘登阶看中了他，收他当徒弟，连黄金荣都特意派人送来一份厚礼，算是承认了他在闸北的地位。
后来，他也穿上了警服，当了巡捕，也曾一度像他当初最瞧不起的人那样，在权力和金钱里打滚，最后还拜在了黄金荣的门下。
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个标准的流氓发家史，从一个反抗者变成了他曾经反抗的那种人。
但他们没看明白，顾竹轩心里那点从泥地里带出来的东西，那点为穷哥们出头的朴素念想，一直没灭。
它就那么藏着，等着一把更大的火来点。
1925年5月30号，南京路上一声枪响，把上海滩纸醉金迷的梦给打碎了。
日本纱厂老板开枪打死了中国工人顾正红，学生、工人都上了街。
结果，租界的巡捕对着手无寸铁的人群就开了枪，血流了一地。
法租界当局让黄金荣出面，帮忙弹压局面，黄金荣答应了。
可他这个门生顾竹轩，却干了件完全相反的事。
他亲眼看着同胞倒在血泊里，心里的那股火“腾”地一下就烧到了头顶。
他不但没去镇压，反而公开站出来支持罢工，还把自己手下的徒子徒孙都派出去，在街上保护游行的学生和工人，跟租界的势力对着干。
这一下，他和黄金荣之间算是埋下了疙瘩。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和一股全新的力量搭上了线。
当时，负责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李立三，悄悄地找到了他。
李立三没讲太多大道理，就问他一句：顾老板，你手下这帮兄弟，难道就愿意一辈子给洋人当牛做马？
你也是从拉车苦过来的，难道不想让大家伙儿都活得像个人样？
这些话，说到了顾竹轩的心坎里。
他第一次听到“打倒帝国主义”、“为穷人争口气”这种说法，觉得比江湖上那套“义气”实在得多。
后来国民党翻脸，搞“四一二”，满上海地抓共产党人。
顾竹轩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动用自己所有的关系，在刀光剑影里悄悄把好几个共产党干部给救了下来。
这时候的顾竹轩，已经不单单是个江湖大哥了。
他心里头，种下了一颗叫“民族大义”的种子。
跟黄金荣的梁子，最终还是在1933年结爆了。
黄金荣最得意的徒弟唐嘉鹏，在大世界门口被人当街打死，所有线索都指向顾竹轩。
这案子背后，其实是法租界里为了抢夺烟土生意，两派人马的火并。
上了法庭，黄金荣把自己的老底都掏出来了，找人做伪证，花钱买通法官，非要把顾竹轩往死里整。
顾竹轩在法庭上拍着桌子骂：“江湖上的恩怨，就该用江湖的法子解决，你借官府的刀杀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可这话在那个烂透了的司法体系里，一点用都没有。
他被判了十年，关进了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的提篮桥。
这牢坐得，让他把人情冷暖看了个透。
他一进去，当年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四爷”的门生，卷着他的家产就跑了；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盘，被各路人马分得干干净净；连他最宠的四姨太，也抱着珠宝首饰投奔了他的对头。
在冰冷的铁窗后面，他才彻底想明白，什么“江湖义气”，在真金白银和生死面前，就是个笑话。
淞沪会战开打，日本人的炮弹把他闸北的产业炸成了一片瓦砾。
消息传到监狱里，据说他听完，对着窗外冲天的火光，反而哈哈大笑。
他笑自己，总算从那些钱财家业的绳索里解脱出来了。
出狱后，他深居简出，在家里设了佛堂，但供的不是佛，一边是代表忠义的关公，另一边是代表气节的岳飞。
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带着二十箱大烟土上门拜访，想拉他“合作”。
顾竹轩指着院子里那棵腊梅，不冷不热地说：“顾某人这身骨头，是盐碱地里长出来的，硬得很，啃不动！”
第二天，他就在《申报》上登了个声明，告诉全上海的人：“凡是通敌的，哪怕是亲骨肉，我也要揭发！”
就为这事，他的三儿子被特务绑票，撕了票。
他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半个字都没向日本人服软。
在日军占领的上海“孤岛”，顾竹轩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
他把自己隐藏的帮会关系网，变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张保护伞。
1943年大冬天，一个代号“林先生”的共产党干部病得快不行了，被秘密抬进了顾家。
顾竹轩二话不说，请来最好的德国医生，自己亲自守着给他熬药。
后来日本人全城大搜捕，他想了个险招，弄来一口棺材，把“林先生”藏在里面，外面伪装成运送大烟的队伍，硬是靠着帮会的关系，一路打通关卡，把人安全送出了上海。
通过跟这些共产党人的来往，还有他那个已经参加了新四军的侄子顾叔平从根据地寄回来的信，他知道了什么叫“土地改革”，什么叫“男女平等”。
当他听说八路军用几杆破步枪居然能打下日本人的飞机时，他一拍大腿：“这才是真本事！”
他那双在赌场和人情里练出来的毒辣眼睛，看出来这股力量，才是中国的未来。
1945年，抗战眼看就要胜利了，可中国往哪走，谁也说不清。
一天深夜，顾竹轩把他最疼爱的15岁小儿子顾乃瑾叫到书房。
桌上放着两样东西：一把擦得锃亮的勃朗宁手枪，和一张去西安的火车票。
他对儿子说：“选枪，就留下来跟我混，这上海滩以后还是咱们的；选票，就去找你叔平哥，去延安。”
这不是在考儿子，这是他在用自己儿子的前途，为他看好的那个未来下注。
当顾乃瑾没有一丝犹豫，伸手抓起了那张火车票时，这个在刀口上舔了半辈子血的老人，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知道，他这把赌对了。
这消息一传出去，整个青帮都炸了锅。
有人说顾竹轩老糊涂了，也有人猜他是不是在跟那边唱双簧。
只有杜月笙，在香港的寓所里捻着佛珠，听完这个消息，半天没说话。
最后只叹了口气，对身边的人说：“顾四爷这步棋，走得高啊！
起码能保顾家三十年平安。”
1956年，70岁的顾竹轩在淮海路的洋房里平静离世。
多年以后，他那个拿着火车票去延安的儿子顾乃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外交官，代表中国站在了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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