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的徐州，硝烟未散，台儿庄战役刚结束。暮色里，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站在残垣上，有人递来捷报，他抬头说了一句：“这一仗，算是给全国一个交代。”那年他46岁，风光正盛。二十多年后，他回想起这幕时已是两鬓斑白。
1949年冬，解放大势已成。李宗仁离开桂林，经香港转赴美国。桂系部队已被第四野战军打得七零八落，他明白再无资本与中共中央讨价还价。蒋介石连给白崇禧的都是挂名顾问，自身若去台湾，多半落得同样下场，甚至更糟。思来想去，暂避海外成了当时唯一可行的路。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国志愿军凯旋消息传到纽约。李宗仁对秘书程思远低声感慨：“抗美援朝都赢了，国共力量此消彼长，未来说不准。”那一年，他第一次认真考虑回国。程思远受托与周恩来接触，双方的信件往返始于此时。
接下来的十年，信息往来从未中断。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里提到：“李宗仁想回，就让他回。人身自由必须保障，但安全问题不能轻忽，美国盯着他。”统战部、外交部、民航总局暗中准备，回国计划却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几度推迟。
1965年7月20日中午12点05分，北京南郊机场跑道尽头传来螺旋桨轰鸣。机舱门打开，74岁的李宗仁右手扶着栏杆，左手搀着夫人郭德洁，一步一顿走下来。接机队伍里，周恩来、陈毅、叶剑英、贺龙依次上前握手。有人小声打趣：“排场够大，比迎外宾还热闹。”这并非夸张——旧部黄旭初、俞作柏等十余位起义将领也来到现场。
落座宾馆后，李宗仁坦言自己年事已高：“我只求安度晚年，若能做点事，更好。”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一点，中南海勤政殿灯光明亮。毛泽东缓步而入，一见面就笑：“将军，四十多年不见了。”二人曾在1927年武汉短暂交流，这一声寒暄，带着几分历史的戏剧味。
席间茶罢，毛泽东打开话题：“回来也快一个月了，怎么安排工作，你心里有数吗？”李宗仁端杯沉吟，放下后答道：“人大副委员长，或许可胜任。”声音不高，却清晰可闻。房间里气氛瞬间凝固，服务员掀帘时还愣了一下。毛泽东并未接招，只抬手示意继续用餐。
几周后，周恩来赴颐年堂看望。临别前，他把话挑明：“中央讨论过，认为暂不安排具体职务。待遇比照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一切生活所需由国家负责。”李宗仁点点头，没有多说。他并非完全意外，这一决定背后有四个层面考虑。
第一，国民党旧部仍在观望。李宗仁地位高过程潜、卫立煌和李济深，如果直接给他人大副委员长，外界恐生误解：是不是国民党资历越老官职越大？对手拿着这点大做文章，对外关系吃紧。
第二，统战效应。让李宗仁保持“普通归国人士”身份，更易对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侨团产生感召力。职责越虚，分量越重，这是颇有深意的布局。
第三，健康状况。1963年开始，他就有胃溃疡、肝区疼痛等毛病，医学组体检后建议静养。若真去人大，会议频繁、档案繁琐，不利病情。
第四，意识形态。李宗仁早年受西南军政氛围影响，对社会主义理论理解有限，认同虽有却不深。将其放入权力序列，反而可能出现尴尬。
说到底，中央不给官，却给足面子。李宗仁入住国务院三招待所，配秘书、卫士、专车、保健医生，标准与正部级无异。1966年10月1日清晨，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远远向他挥手：“将军，身体可好？”李摆手回应：“能来观礼，算我精神好。”城楼风大，身旁工作人员赶紧递上呢帽。
1968年8月，医院确诊胆管癌。周恩来批示：“一切治疗费用，中央承担。”手术台边，外科专家互换意见，“要稳，千万别让病人受二次打击。”遗憾的是，病情发展迅猛。李宗仁有时自嘲：“多年刀兵都挺过来了，却被小小病灶击倒。”
1969年1月30日凌晨，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程思远守在床边，回想他生前一句话：“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回到祖国。”北京市民政局原计划由傅作义主持追悼会，周恩来在最后一刻改口：“老友归来，理应送行。”毛泽东听后说：“好，就这样。”
灵堂布置极简。门口挽联写着：“台儿庄壮烈功绩在，归故里赤诚丹心留。”送别队伍绵延数里，有抗战老兵，也有年轻学生。郭德洁遵嘱，将李宗仁珍藏多年的青铜器、唐三彩以及一批名人手稿，无偿捐给国家博物馆。她轻声说：“这是他留给华夏的念想。”
李宗仁未能入阁，但“副委员长”四字的来龙去脉，在政坛一直被当作经典统战案例研习。回看整段过程，可以发现，中共高层既肯定其抗日贡献，又牢牢把握政策尺度；既给荣誉，也防患风险。有人感叹：这不是对个人简单的优待，而是一场考量长远的政治设计，彰显了执政者难得的大局观与操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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