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聚光灯下，一位名叫徐莺的女士被介绍给媒体：“庞莱臣收藏研究者、庞家后人”。
从病毒研究到书画鉴定，从实验室到博物院，徐莺完成了一次令人瞠目的跨界。而将她推向前台的介绍人，正是南博研究员庞鸥。
徐莺的学术轨迹，本身就构成了一道谜题。
在2016年9月之前，她的世界里充斥着病毒序列、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直到那个秋天，她突然出现在了美术史的殿堂里，研究课题恰好是“20世纪书画收藏——以庞莱臣为例”。
三个月能学会什么？三个月连中国绘画史的脉络都理不清。然而就在这三个月后，徐莺已经能以“庞莱臣收藏研究者”的身份，站在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展览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这不得不让人追问：她的导师是谁？哪位美术史专家愿意接收这样背景的学生？又是谁在背后推动这次不可思议的身份转换？
更微妙的是，她姓徐。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名叫徐湖平。当记者询问二人关系时，得到的只有沉默。
2016年5月，一审法院明确否定了“庞赞臣是徐莺曾外祖父”的说法。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但三个月后，徐莺父亲徐安华向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提交申请，以查询庞赞臣在美国的大学档案为由，取得了一份公证书——证明自己是庞赞臣的外孙。
凭借这份公证书，二审法院在2016年12月改判，认可了徐莺的“庞家后人”身份。
然而魔幻的一幕发生了：2017年4月，那份关键的公证被撤销了。公证处收回了自己的印章。按理说，徐莺的身份认定应该回到原点，但庞叔令据此提起的再审申请，在2018年11月被驳回。法院认为，徐莺是不是庞家后人，“与名誉权纠纷无关”。
更令人费解的是，2018年7月，就在再审裁定下达前，徐莺又通过杭州市之江公证处，拿到了第二份身份公证书。这份新证据，在再审裁定中只字未提。
当庞叔令将徐莺告上法庭，这位“庞家后人”在社交媒体的回应，堪称公关灾难。
通篇情绪宣泄，不见任何实质辩驳。那种高高在上的嘲讽语气，不像一位学者，更像掌握了某种特权的人在炫耀。
她特别提到“一百三十万元的资金投入”，却未说明这笔钱的去向。她愤怒于“换来的就是一纸诉状”，却回避了自己冒充他人后代的基本事实。
这篇回应最讽刺之处在于，它本意是反击，却成了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徐莺与南博某些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寻常的关系。
南博为何要大费周章，推出一个徐莺？
如果这时候，公众认知中庞家后人已经“败落到卖画为生”，那么未来任何庞家旧藏出现在市场，都会被认为是“后代变卖家产”的结果。
这不是猜测，而是有前科。早在1963年，南博就以借展名义从庞家拿走两幅画，再未归还。当庞家索要时，对方称借据遗失，最后竟将画作登记在他人名下。法院只能按“出售”处理，判南博支付几万元了事。
当年，南博可能以为庞家连借据都找不到，捐赠清册更不可能保存。但他们没想到，庞增和当年亲笔写下的137件捐赠清单，字迹工整如印刷品，每一页都有见证人签字。
徐莺的登场，是这个逻辑的延续。制造一个“庞家后人”的舆论形象——落魄、卖画、不知感恩。这样，未来从南博流失的庞家旧藏出现在市场，就有了完美的解释：看，庞家后代果然在卖祖宗的东西。
徐莺事件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系统性漏洞。
庞家因为保存了完整的捐赠清单，因为两代人46年的坚持，才勉强揭开了黑箱的一角。那些没有完整凭证的捐赠者呢？那些已经离世、后人不知情的捐赠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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