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当年蹲在田埂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望着我们家那几亩瘦得肋骨条似的田地，长叹一口气。我忍不住问：“爹，为啥咱家累死累活，日子还是过得这么紧巴？”这问题像根拔不掉的刺，在我心里扎了好多年。
直到我考上大学，第一次坐上同学家那辆黑得发亮的广本轿车，我才算真正开了眼。人家姑娘轻飘飘一句“等我爸司机”，没一会儿，那车就跟变戏法似的停在了宿舍楼下。
她拉开车门的样子，跟回自家院子一样自然。可我呢？手心全是汗，屁股只敢挨着沙发边儿，生怕坐皱了人家的皮垫子。那年我十九岁，头一回知道，人和人的差距，比从我们村到武汉的盘山路还远，还绕。
到了磨山，姑娘们叽叽喳喳地冲进服装店，什么艾格、以纯，说得跟自家菜园子里的萝卜白菜似的。我呢，就像个误入白金汉宫的乡下丫头，杵在门口，连价签都不敢多看一眼，那上面的数字比我的生活费还多。
她们热情地喊我试试，我赶紧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了不了，我帮你们看包，看包最在行！”后来去KFC，薯条汉堡的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我悄悄从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摸出早上买的冷馒头，就着白开水硬往下咽。
那姑娘看我一眼，啥也没说，不动声色地从她那精致的包里掏出一瓶冰镇雪碧，塞到我手里。就这个动作，那瓶雪碧的凉气，我记了十三年。
我家在红安，一个穷得连麻雀路过都要自带干粮的地方。那时候，全村别说小汽车了，连辆像样的拖拉机都没有。去镇上靠走，二十多分钟脚程，尘土飞扬；去县城坐班车，五块钱，那是我两天的饭钱；
去武汉，那二十五块的大巴车票，都得在兜里攥出汗了才舍得买。在大学里，我一个月就三百块生活费，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更别提三块钱起步的出租车了，那对我来说是奢侈品。
宿舍里姑娘们戴着耳机用MP3听英语，那玩意儿要两百块，够我活小半年，我只能厚着脸皮往机房跑，趁没课的时候占个位置。她们暑假计划着去新东方学雅思，我呢？揣着全部家当，倒两趟公交去一家油腻腻的饭店端盘子，一个月六百块，能管我两个月吃喝，我觉得美滋滋。
八千块钱的学费，对有些城里娃是台笔记本电脑，对我们家，那可是八九千斤沉甸甸的稻谷，是我爹娘弓着背，一颗颗从泥里刨出来的血汗钱。所以我不敢输，也输不起。
当同学拿着两万块钱在股市里跟玩儿似的试水时，我正拿着国家奖学金，把助学贷款还了个精光。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就算我书读得比他好，考试次次第一，这辈子也可能被他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因为贫穷这东西，不光是兜里没钱，它还把你的胆子和脑子都给锁住了。
后来听说有个大学生借高利贷去炒什么虚拟币，欠了十几万，学都上不成了，被债主追得满世界跑，跟个丧家之犬似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又想起我爹的话：“穷人输不起。”
这话早就刻在我骨头里了，让我一辈子走路都贴着墙根儿走，生怕一脚踩空。彩票我不买，股票我不碰，任何带“赌”字的东西我都躲得远远的。2014年那会儿，股市跟疯了似的往上涨，我老公看着同事天天在饭桌上说今天又赚了多少，眼都红了，非要把我们家那点棺材本投进去。
我跟他闹得天翻地覆，把存折藏了起来。后来股灾一来，他好几个同事赔得底儿掉，还有一个卖房炒股的，最后家都散了，老婆孩子都跑了。从那以后，我老公才明白，我们这种人家，求的不是发大财，是稳当。钱可以一分一分地挣，但输一次，就可能再也翻不了身，孩子的奶粉、爹娘的药费，就都没着落了。
现在这世道，太让人眼花缭乱了。手机上天天刷到王思聪带着他的狗坐私人飞机，刘晓庆戴的钻戒闪得人睁不开眼。昨天还跟你一起光着膀子喝啤酒的哥们，今天因为家里拆迁，一夜之间就成了手握几套房的拆二代；
前天还跟你一起吐槽老板的闺蜜，转眼就嫁入豪门，那钻戒大得都能当镜子使了。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好多年轻人心里长了草，总想着能一步登天，抄个近道。
可他们忘了，我们这些七零后八零后，是真正吃过苦的，知道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是什么滋味。贫穷给了我们一身硬骨头，也让我们胆子小，不敢瞎折腾。
说到底，人跟人不一样。有人生下来就在罗马，穿着金靴子，吃着山珍海味；有人像我，光走到罗马城门口，就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草鞋，脚底板全是血泡。
十三年前，我在KFC里就着雪碧啃冷馒头；十三年后，我能大大方方地带我娃在那儿吃全家桶，告诉他想吃啥就点啥。十三年前，我看着同学那九千多的笔记本电脑，心里飞快地换算着要卖多少袋稻谷、多少斤花生才能买得起；
十三年后，我能在苹果店里，挑最新款的手机和电脑，不用再看价签。我们这辈子，可能都追不上那些人的起点，但没关系，我们拼命地往前跑，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站在一个比我们高得多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活这一辈子的奔头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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