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天皇刚刚宣布投降，河内老城区依旧混杂着法语标牌与日文口号。就在那一周，胡志明在巴亭广场高声朗读独立宣言，他身边站着几位曾在广西桂林接受训教的青年。那时的他，比谁都清楚要想活下去必须依靠中国的援助，也更明白“小国求生不宜多树敌”的道理。
时间很快掠过二十年。1965年春，胡志明已七十五岁，气喘声越来越重，医生劝他减少会议。他却在竹制书桌前反复修改一份文稿——早期题名叫“告同志书”，后改为“遗嘱”。他写得很谨慎：谈统一、谈党内团结、谈干部教育，还交代身后事要从简火化。草稿出现错别字，他亲手划掉重新写，可见态度之严谨。
1969年9月2日清晨，胡志明因心衰病逝。越南工人党随即摘录五条内容向外公布：南北统一、党内团结、修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裂痕、加强干部培训、遗体火化。新闻稿在河内街头张贴，民众焚香叩拜。那几天，北越军政高层忙于悼念，却没忘把尸体送入水晶棺——主席生前“火化”的嘱托至此搁置。
转折出现在1975年4月，西贡改名胡志明市，黎笋拿着那份遗嘱复印件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加念一句：“越南要成为主宰印度支那的强国。”会场沉默三秒后爆发掌声，有将领低声附和：“这是主席的嘱托，必须执行！”这一段话并未在1969年的公报里出现，却被黎笋认定为“六条”。消息传到北京，外交通报只用了两个字——“惊讶”。
为什么惊讶？从历史交往角度看，中越早年并肩抗法、抗美，中国给过枪炮和粮食，对南方战局提供情报。越南如果真要当“印支宰制者”，势必染指柬埔寨、老挝，打乱整个中南半岛的安全格局。彼时中国正处于调整经济、准备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期，周边不得不稳，最忌讳盟友忽然变脸。北京的边防部队很清楚：一旦越南向西南扩张成功，下一个方向就可能是北部边境。
胡志明本人是否写过那句话？多数学者倾向否定。第一，1969年时美国第九步兵师还在湄公河三角洲巡逻，北越尚未吞并南越，他没有理由提前亮出“称霸”底牌；第二，胡志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深，对大国沙文主义戒心颇深，更懂得“枪口一致对外”的团结价值。种种迹象表明，那所谓第六条大概率是黎笋为了自身的扩张蓝图而嫁接。
1978年底，黎笋决意出兵柬埔寨。苏联舰只悄悄停靠金兰湾，物资源源不断运来。几乎同一时间，越南边防部队频繁袭扰广西、云南边境村寨，甚至越境杀伤平民。中国对外的立场由“兄弟相助”转为“以战止战”，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一个月后，解放军撤回国内，战役宣告结束。越方虽然在柬埔寨站稳脚跟，却支付了惨痛代价，双方十余年冲突不断。
战火拖垮了越南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断电断粮已成常态。黎笋还在高喊“战争即生产”，民间却苦不堪言。1981年9月，原副主席黄文欢在北京公开批判黎笋篡改遗嘱，称“主宰印支”纯属伪造。这份声明迅速传遍海外，越南国内却讳莫如深。
1986年7月，黎笋病逝。四个月后，越南党内推行“革新开放”，并着手从柬埔寨抽军。与此同步，河内派特使赴北京“破冰”。曾经鼓噪“印支联邦”的口号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一场由纸面遗嘱引发的扩张冲动，就此在现实压力中偃旗息鼓。
胡志明水晶棺前的长队依旧绵延，但谛听那座陵寝深处，人们很难再找到他当年提倡“火化”的声音，更无人敢确认那第六条的真伪。唯一确定的是：一旦置身权力漩涡，即便是国父之名也会被拿来做筹码；而在复杂的国际棋盘里，虚幻的霸权口号往往比钢铁与枪炮更早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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