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皖南山区寒风凛冽，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在窑洞里给连以上干部讲“群众纪律”。有人疑惑，战火纷飞，为什么还要对一块鸡蛋、一条烟卷算得那么细？陈毅抬手指向窗外：“挺过这一关，我们迟早要进大城市，今天放松一分，明天就会损失十分。”
十一年后，这句话在上海滩得到检验。1949年5月25日深夜，第三野战军先头部队已摸到苏州河畔，灯火辉煌的外滩却仍在凄冷的戒严里。陈毅在司令部里连续召开三次夜间会议，核心只有一句：带枪进城，口袋得干净；给市民的第一印象，要像春风。
那座600万人口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电线、电车、纺织机比华北全境还多，金融票据满街飘。部队若不懂规矩，哪条纱线都可能变成绊脚索。为此野战军政治部把《入城须知》印成袖珍本，连勤务兵都得背熟。
6月初，上海战役尘埃落定。陈毅被中央任命为市长，他自嘲：“从泥巴路跳到水泥路，考题更难了。”城防还没彻底排查，米面油却已告急，工人领不着工资，商人担心新政。一连串麻烦砸在他案头。
这时，“吃饭”成了打开局面的钥匙。6月2日，沪上工商界自发召开座谈会，民族实业家刘靖基联络荣毅仁，想请新市长私下坐坐。“人家出的是几盘菜，争取的是一颗心”，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把邀请呈上，会议室却炸了锅：资本家请客，能不能去？会不会丢立场？
陈毅听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放下茶杯，说了句带笑的话：“怕喉咙被鱼刺卡住，就别吃鱼；可如果上海的渔船都在看咱们，还能装作不会吃吗？”短短一句，把紧张气氛化开。最终，市委几位负责经济口的干部同意陪同赴宴，陈毅还带了夫人张茜。“统战也是战场，别弄得像地下交通站，越平常越好。”他叮嘱道。
宴席上没敬高级烟酒，桌上摆的是用大箩筐买来的本地菜：草头圈子、糟扣肉、油氽笋尖。气氛轻松，客主一句“生意要做，更要安稳”，一句“政府要管，更得守法”，彼此的心结就这样解了大半。饭后，几家大厂主动提出复工计划，上海电力供应立即少了后顾之忧。
重担刚放下一角，市面却冒出新麻烦。7月中旬，陈毅决定换便装下去看看真实物价。那天接近午时，他和警卫员拐进北四川路一间不起眼的小面馆。木板门吱呀作响，香气里夹着陈年油烟味。
“来两碗阳春面，辣椒多一点。”他随口吩咐。店伙计抬眼打量两人，并未立即动身，转身冲后厨喊：“一十，两碗阳春面，多辣！”这个古怪数字让陈毅眉毛微挑，却没多问。
面端上来，碗底厚厚一层面条，葱油泛着亮光。陈毅夹了一口，味道尚可，暗想普通百姓若天天吃得起这分量，生活确有转机。正思忖间，一位满头白发、衣衫褪色的老农推门进来，看样子从郊县赶来卖菜。四周坐满，他战战兢兢在陈毅对面落座，低声叫：“师傅，一碗阳春面。”
伙计照旧高声通报，却换成：“十一，一碗阳春面！”几息之后，后厨递出另一碗面，汤少得可怜，连青葱都没撒几根。对比之下，差距肉眼可见。
陈毅放下筷子，招手把伙计唤近：“刚才你喊的一十、十一是什么规矩？”伙计不以为意，微翘嘴角：“一十是干，来头大的干部；十一是土，乡下人。后厨一听就知道轻重。”
短短一句，如针刺入。陈毅“啪”地拍桌，瓷碗震动，汤水溅出。他的声音不高却透着怒火：“把你们老板叫来！这是新政府，怎么还能搞三六九等？”伙计愣住，正想顶嘴，警卫员压低嗓音提醒：“这是陈毅市长！”
面馆后堂立即手忙脚乱，胖老板擦着汗奔了出来，还没站稳就连声道歉，赶忙让厨房重做一碗足料的面，免单外加道谢。陈毅却没有乘势追究，只让老板把喊号的歪风立刻改掉，并叮嘱“物价可以浮动，尊严不能打折”。
消息像风一样刮遍街巷。许多市民说：“干部和老百姓进同一家店，吃同一碗面，这城就有盼头。”随后，市公安局会同工商局出台《食品行业临时管理办法》，取消类似“暗号”，规定同品同价，违者停业整顿。面馆事件成为条文脚注，却再没人敢碰高压线。
到1949年年底，上海日均粮面供应稳定在两万石，较六月提升三成；轻工业复工率突破七成，运输码头恢复全天作业。统计局数据表明，城市最低生活费用指数连续三个月回落，阳春面的标准分量也写入了平价表。街头巷尾议论起那天面馆的拍桌声，都带着难掩的佩服：遇到歪风，陈毅不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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