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英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身份危机，这并非偶然，而是左派长期推动的所谓“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政策表面上高举包容与进步的大旗，实则是一种单向的文化单元化，那就是以穆斯林移民为主导的置换，逐步侵蚀并取代英国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根基，导致国家身份的“去英国化”。
就在这个月，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其“全球变革研究所”的圣诞活动中，与现任内政大臣沙巴娜·马哈茂德同台亮相。布莱尔对这位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女性赞不绝口，称她“才华横溢”、“令人印象深刻”，并将其移民政策上的“激进”风格与自己执政时期相提并论。这一公开背书，被广泛视为布莱尔在为马哈茂德铺路，使其成为工党未来领袖，甚至接替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基尔·斯塔默。
马哈茂德作为英国历史上首位穆斯林女性内政大臣，负责边境控制、移民与国家安全，她公开将伊斯兰信仰视为从政动力，并强调作为“棕色皮肤穆斯林女性”的挑战。这表面上看是多元化的胜利，却暴露了左派全球化的真实面目：并非真正包容多种文化并存，而是优先提升特定群体，加速传统英国身份的边缘化。
这一切源于布莱尔的新工党时代，即1997-2010年。布莱尔被视为英国现代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奠基人，将英国从严格控制转向欧洲最开放模式：放松工作许可、欧盟东扩后自由流动、积分制吸引全球劳动力、积极招募国际学生。左派宣称这是“全球化的人性化体现”，能注入经济活力，但实则是一场意识形态实验，只要稍微看看英国目前的状况，其经济活力增加了吗？政客们无视本土社区压力，强行导入外来人口，改变社会结构。实际上已经导致净移民激增，人口置换加速。布莱尔后来承认对某些社区造成“压力”，却从未悔改，反而通过其全球变革研究所持续影响工党，推动更激进的开放政策。
如今，工党政府民意低迷，首相斯塔默的领力岌岌可危，马哈茂德等“布莱尔继承人”被视为接班热门。这引发了更加深刻的焦虑：英国的穆斯林化是否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美国副总统万斯早在2024年就尖锐指出，工党上台后，英国可能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这绝不是什么“伊斯兰恐惧症”，因为事实不容忽视：英国穆斯林人口从2001年的160万增至2021年的近400万，占总人口约6%。根据Pew研究中心等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可能升至13%-17%，甚至更高场景下接近20%，主要源于持续移民与较高生育率。尽管主流人口学家强调不会成多数，但文化变迁已不可逆：某些城市穆斯林社区主导，社会辩论充斥整合失败、平行社会与身份冲突。
左派所谓的“多元化”实则是伪装的单元化，根本不是什么多种文化和谐共存，而是以伊斯兰元素为主导的单向融合，逐步淡化英国千年基督教传统、君主制、普通法与盎格鲁文化自信。从莎士比亚到工业革命的核心身份，正被全球化名义下的移民浪潮侵蚀。推崇穆斯林政治人物登顶权力巅峰，虽标榜包容，却让本土民众担忧：英国是否正从“基督教欧洲堡垒”转型为碎片化、去根化的社会？若首相职位落入非传统背景人士，这标志着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一种悄无声息的“去英国化”。
这一危机不止于文化，还延伸地缘政治。英国拥有核武与“五眼联盟”情报机制，若文化忠诚分歧加剧，盟友如美国势必重新评估合作。万斯的警示虽尖刻，却直击要害：左派全球化正将英国推向危险边缘。
与此同时，这一身份危机与言论自由侵蚀交织，暴露英国政客的双重失控。2025年12月，谷歌公开披露收到英国监管机构，即“英国通信办公室”的多次要求，删除被视为“仇恨言论”的内容。但谷歌明确反对，认为这些内容并非仇恨言论，并批评工党通过《在线安全法》威胁言论表达自由。“英国通信办公室”提案要求平台将“潜在非法”内容（如仇恨或煽动）从推荐系统中排除，直至审核。这表面上是保护社会安全，实际上却制造了一个“口袋罪”式的工具，便于当局随意封杀不喜欢的言论。在数字时代，这种监管实为左派工具：一方面推进穆斯林化与移民置换，另一方面以“安全”名义封杀批评声音，对移民、文化变迁或穆斯林政治崛起的质疑，往往被贴上“仇恨”标签而遭审查。
谷歌的立场提醒世人：过度监管适得其反，缩小公众话语空间，加剧分裂。若工党继续推进，英国不仅丧失言论自由，还将永久固化去英国化，引发国内动荡与国际孤立。
传统英国的灵魂——自由、法治、文化自信——正处十字路口。左派全球化伪装下的穆斯林化与去英国化，已非移民问题，而是古老民族存续的警示。若不正视，英国将成泛化、无根的现代残影，预示西方文明更广变局。英国当前的危机不是孤立的，如果放任发展，它将率先变成一个失去民族根基的“空心化”现代国家，而这个过程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向整个西方世界扩散，引发更大规模的文明性变革和潜在衰落。
英国需要悬崖勒马啦，捍卫真正的民主与国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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