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郊薄雾未散，两只木质骨灰盒被悄悄抬出八宝山骨灰堂。现场寂静，只有工作人员低声交谈：“名单下来了，必须今日完成。”这幕极少被公开，却在当年引起不少老干部侧目——被移出的正是康生与谢富治。
回溯二十八年前，1950年7月，八宝山革命公墓刚刚破土。新政权百废待举，可周恩来偏在此时催促“先给先烈找个体面安顿处”。理由简单：战争年代牺牲者太多，不能让他们久等，更要让还在岗位上的同志心里踏实。
任务落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头上。几天勘察，他与同事立在三王坟高坡，向北远眺，见一列苍松掩映的灰瓦殿宇，门匾写着“褒忠护国祠”。山叫八宝山，因盛产八种石材得名。地势高，背山向阳，交通也算便利，吴晗当场拍板：“就在这儿。”
选址确定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护国祠里还住着几十位年迈太监，他们担心被撵走，暗中放出风声说政府要把他们“发配乡下”。市政府只好拟安置方案，把人分散到城区庙宇，每月发生活费，这才平息波澜。公墓工程随后展开，一期、二期连轴施工，水泥、青砖、汉白玉日夜运抵。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突发脑溢血病逝。八宝山主体尚未封顶，工人们临时在东北坡砌出砖室，八个月后才将墓穴扩建成占地三百余平方米的第一墓。任弼时成为八宝山第一位中央领导人，也奠定了“级别决定方位”的早期规则。
随后十四年内，张澜、瞿秋白遗骨相继落座，一墓区雏形出现：坡顶政治局常委，两侧副国级，再往下是副部与高级将领。工作人员常说一句半打趣的行话：“台阶多高，级别多高。”虽略夸张，却把格局勾勒得八九不离十。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相继谢世，原先150亩地迅速吃紧。墓穴越建越小，骨灰堂里墙面加到第五层，仍旧不够。不得不说，“一墓难求”并非坊间传闻，而是冷冰冰的现实。2005年，公墓北侧新征260亩山地，可按照当时的安葬速度，业内估算也只能撑二十余年。
空间逼仄之外，还有“落叶归根”的自愿搬迁。彭德怀1999年回到湘潭，贺龙2009年安放张家界，陈赓、林伯渠也先后迁往湖南乡土。干部子女透露，内地不少市县愿出资修纪念园，只求让先贤回乡守望，同意与否看家属意愿与当地财政实力。
然而，并非所有迁出都带着仪仗与鲜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中问题突出的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翌年10月，中央通知撤销悼词、开除党籍。八宝山接到文件，当晚便将二人骨灰移入普通瓷罐，贴封条，连夜送往城外。处理过程冷硬无情，却是政治生态的直观注脚。
康生曾任中央常委，谢富治位居副总理，生前风光无限，却因陷害忠良、滥用权力积怨甚深。史料显示，两人在“清查”运动中屡下死手，仅北京地区就有数万群众受牵连。评价定性以后，“与烈士共眠”成为奢望，移出八宝山也成了必须执行的政治动作。
有人感慨，八宝山是一把特殊的标尺：进者未必千古留芳，出者必然名声扫地。守墓老兵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地方不缺鲜花，也不缺杂草，看的是碑上的字值不值得后人读。”短短十余字，道尽胜败荣辱。
从1950年到今天，八宝山已走过七十余年。围墙里安静排列着近两万枚骨灰盒，碑文长短不一，却共同拼出一部共和国编年史。土地有限，故事无穷；有的人留下姓名，有的人被镌下警示。或许，这正是革命公墓存在的另一重价值：让功与过、德与罪都有归宿，且永远摆在公众目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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