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板门店签字仪式结束后，美军代表团的临时休息室里出现了诡异的沉默。片刻后，一位少将突然冒出一句半是感慨半是牢骚的话：“那个叫Chen Geng的中国将军，简直不像来打仗的。”翻译把话转给李奇微时，加了一句解释——“他更像个工程总师。”一个随行的新闻记者暗暗记下了这句话，也正是这句话，引出了陈赓三度入朝的故事。
陈赓第一次跨过鸭绿江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彼时，志愿军刚打完三次战役，前沿指挥部炮火未熄，彭德怀亟须更多懂得现代化装备、又熟悉美军套路的指挥员。陈赓刚把越南顾问团的工作交接完毕，腿伤尚未痊愈，行李里却只多带了两件东西：一本速写本和一支验电笔。他边走边记，从临江到开城，一路把志愿军士兵对于美军空袭的抱怨、对弹药缺口的无奈、对家乡的挂念统统写进本子。不到十天，他返回北京，给总参送上一份《关于加强坑道工事和改善兵站运输的初步设想》。那是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坑道体系”这个提法。
二月，美军最高司令官改由李奇微接任。“不求歼敌，只求杀伤”的绞杀战，让前线伤亡数字肉眼可见地上扬。彭德怀火急地把电报拍到北京：“第三兵团务必提前，苏械一到，立即过江。”第三兵团的司令正是陈赓。可偏巧这时候，他的旧伤暴发，膝盖积水，连登车都费劲。毛泽东挂电话时说：“让老王先顶上，陈赓把腿治好是大事。”于是王近山带兵先行，陈赓在北京“被动”休整。
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陈赓自觉双腿尚能支撑，背着军医再次踏上朝鲜土地。仍旧不去抢指挥席，他钻进各军各师的前沿阵地，数壕沟、测落弹。夜里，他和前沿团长们聊战术时，总爱把纸摊在地上划来划去：“炮火再猛，你只要躲得住，它就没脾气。”有人半信半疑，他便掐着秒表，算美军火力转换间隙，告诉大家“猫耳洞只是权宜之计，得连沟成网，网再连深洞，这仗才能往下打。”
第二年三月，彭德怀因为胃病被中央硬拉回北京住院。志愿军需要一个能扛旗又不乱动枪的人，电报落到陈赓手里，他第三次越过鸭绿江。此时的胶着阵地战已全面取代大兵团运动。敌人占据制空权，以爆破和炮火“翻山挖沟”，志愿军只得在地底要空间、要生存。“给我整一个打不坏的战场出来！”这是陈赓对参谋人员的唯一要求。
他把在抗战时期用过的深壕、连环坑道打法重新拉出来，却不满足于临阵凑合，干脆做了套模板。开口宽一米二，深两米五，顶棚架枕木，防护厚土不少于一米；每五十米设通风竖井，多条支沟互通；炊事、救护、弹药、指挥四个舱室错落布置。这套图纸经他反复修改，最后被统一编号下发全军，“标准化坑道作业规程”由此诞生。军史档案里能看到陈赓亲笔批注：“要像盖房子那样认真，坑道是战士的生命。”
十二军首批吃螃蟹，两个师用了二十五天，硬是在石砾山地凿出一个纵深十里的地下蜂巢。九月，美军火力侦察开始升级，炮弹像瓢泼，志愿军却难得减员。美军观察所报告里写道：“目标隐蔽程度超出预估，杀伤效果甚微。”随后发生的上甘岭更把坑道战推到极致。三个月的拓挖，三万具钢轨、七百吨木料、近万吨土石，被中国工兵硬生生塞进两座山体。战役打响后，美军把弹药倾泻到极致，平均每平方米落弹超过五枚，阵地却始终没有被掀起。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愤愤地估算：“要想把整座山炸平，得再加一个月的B-29出动。”
谈到上甘岭，志愿军内部更熟悉另一件小事。阵地上缺水，一条仅存的输水管道在激烈震动中变形，战士们捧着军棉衣去堵裂口。陈赓提着图纸赶来，只问一句：“水箱蓄在第几层？”参谋答：“第二层。”他当即拍板：“再挖一井，深入暗河，谁也别指望老天送雨。”一个夜晚，十几支爆破小分队同时作业，第三天早晨，清凉的山泉在坑道深处汩汩而出。指战员们把这眼泉叫“陈公泉”，直到停战仍在使用。
战争结束那年，陈赓四十九岁。回国后，他立刻投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有人劝他先歇歇，他摆摆手：“书本也要坑道，埋下去，长远开花。”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凌晨，这位性格豪放的将军心脏骤停，五十六岁的生命戛然而止。追悼会上，周总理默默把悼词放回口袋，红了眼圈；贺龙低声嘟囔：“老陈就是那座坑道，咱们以后得学会自己修。”
在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中，陈赓以三次入朝的“短暂停留”，留下了深刻烙印。他没有指挥恢宏的集团冲锋，却为志愿军掘出一张能够长期周旋的地下防护网；他没有亲手按下多少迫击炮击发扳柄，却用笔和标尺为战士预留了活下去、反击敌人的空间。美军将领那声“哪里是来打仗的”并非嘲讽，倒更像一种迟到的敬意——在工业化火力碾压面前，陈赓用中国军人的巧思，为己方争来了宝贵的生存与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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