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盛夏，甘肃东部一场久盼未至的大雨终于落下。蹲在庄浪县坡地边的冼恒汉盯着新翻出的湿土，随口说了一句：“再有三场这样的雨，今年人畜能多活几口气。”在场的乡亲记住了这位皮肤黝黑、操着广西口音的将军，也记住了他把部队政工那套“诉苦、立志”搬到农业第一线的做法——从那年起，冼恒汉在地方与军区之间来回奔波，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变成了“务实”。
这股务实劲一直延续到1973年底。那年12月，中央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久负盛名的“硬骨头司令”韩先楚自福州北上，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消息传到兰州，不少干部暗自琢磨：两位风格南辕北辙的领导能不能合拍？韩先楚指挥大兵团作战时惯用“抢、猛、快”，冼恒汉则习惯用调查、座谈、议事的节奏推工作。没人想到，矛盾来得如此之快。
1974年春，韩先楚第一次大规模下部队。高原风沙大，他仍穿着单薄军装，连续四天跑了五千多公里，回来就开会。会上，他摞出一沓纸：“训练科目不贴实战，战备仓库布局不合理，边防连队粮油储备缺口大……”一句话点破多年积累的问题。冼恒汉脸色沉，但还是记录。会后，他对值班参谋低声叮嘱：“先别急改，先核实。”那一刻，一快一稳之间的节奏差已埋下了日后冲突的伏笔。
同年冬，韩先楚病情加重，在北京住院静养，却通过电话、电报频繁下达指示。军区里盛传一句话：“司令员远在京城，指挥却在贺兰山打转。”冼恒汉认为，远程指挥难免失真，多次致电建议“重大调整待归队后再议”，却换来一句简短回复：“战备无小事，刻不容缓。”两位领导隔空交手，互不相让。
1975年9月，矛盾升级。冼恒汉以军区党委名义向中央写报告，亮出三点意见：一是决策程序不当，二是基层负担过重，三是整体评价被“一票否决”，影响官兵士气。毛泽东阅后批给叶剑英处理。叶帅先电话告知：“主席已阅，你们自己先想法子。”紧接着，军委派出向仲华、徐立清等组成的工作组抵兰，表面是贯彻会议精神，实际是摸底。
调查持续一个多月，工作组收集到不同声音：有人说冼恒汉“谨慎过头”，有人说韩先楚“刚性过强”，究竟谁对谁错，一时间难有结论。十二月下旬，二人被同时召到北京。见面第一句话，叶剑英抛出那个著名反问：“你们两人像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该怎么办？”屋里静了好几秒，冼恒汉率先开口：“我愿意调走。”韩先楚皱眉，只说了一句：“听中央安排。”对话止于此，工作组带着材料离开，问题并未画句号。
1976年，形势骤变。韩先楚病情反复，长时间在京治疗；兰州军区实际事务落到冼恒汉与参谋长胡炜身上。与此同时，甘肃地方的旱情卷土重来，冼恒汉把更多时间花在机井、梯田、节水渠道建设上，在军区出现“一把手缺位、二把手分身”的尴尬局面。军内有人私下议论：“这样僵着不是法子。”
1977年4月，中央任命萧华赴兰州军区“加强领导力量”。电报发出时，冼恒汉尚在陇南检查旱区井群灌溉，六个小时后他飞抵兰州，直接拨通北京：“职务如何衔接？”总政答复简洁：“先来后到，冼为第一，萧为第二。”外界诸多猜测就此平息。但仅仅两个月后，兰州铁路局重大积压事故被点名通报，冼恒汉被认定“领导不力”，相继免去军区与地方职务。这一落差不仅让他失去阵地，更让他丧失了继续调和军区内部矛盾的机会。
此后五年，他被安置在北京海运仓，两百元月费，读书、写回忆录，偶尔寄信关注甘肃降水量。“甘肃人太苦，盼的就是天落雨。”这句话成了看望者最常听到的感慨。1982年底，他奉召返回兰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情绪激动诱发心梗，险些没挺过来。次年退出现役，待遇数次调整，最终以正军职定案。
回望这段插曲，很多当事干部后来分析：军区事务与地方建设相互交织，本就需要协调者，而不是简单的强势与谨慎对立。冼恒汉习惯循序渐进，韩先楚强调速决速胜，两套路径谁都有理由，却缺乏磨合期。叶剑英那句“笼中两公鸡”，道破了核心——缺的不只是程序，更是互信。
韩先楚1986年病逝，北京八宝山送别时，冼恒汉托人献了一束白菊，没有留言，只让随行同志放在挽联旁边。五年后，冼恒汉在兰州病逝，遗愿中只有一句“骨灰撒在黄河边”。知情者说，这位老政工干部心里始终惦念的，是那条他曾亲手丈量过水情的河流。
两位将军的碰撞，以一纸报告开场，以各自淡出落幕。历史没有给出非黑即白的裁决，却提醒后来者：指挥千军万马易，磨合两种思路难。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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