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上海外滩一处旧仓库改成的展厅里,观众涌到一幅黑白照片前,那是一张毛主席端杯的正面特写,旁边年逾八旬的马克·吕布微微颔首。人们不理解,这张影像为何迟到整整半个世纪。
镜头倒回到1957年4月1日晚,北京饭店灯火通明。宴请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的国宴刚开始,马克被安排在乐队旁边的位置,身前是一只带着法国味道的徕卡,他却被告知:“只能侧面,严禁正面。”话音落地,服务员退到门口,空气里带着淡淡白酒味。
举杯时刻到来。毛主席缓缓起身,灯光打在他的面庞上。马克心里打鼓:放下相机等于放弃唯一的机会,按下快门又可能永远失去返回中国的通行证。犹豫不过两秒,他把徕卡贴到胸口,快门声被铜管乐队的尾音吞没。底片被他迅速卷进暗盒,随后整卷藏到鞋跟下的夹层。
“若有人问,就说胶卷用完。”宴会散场,另一位外宾凑过来轻声调侃:“你们法国人果然胆大。”马克摊手,只回了句法语:“机会只来一次。”短短一句对话,成为他后来回忆录里唯一的“台词”。
照片拍到了,但不能见光。马克带着底片离京,先去鞍钢,再走内蒙古,最后从满洲里出了国。边检员把胶片一卷卷拿出晃了晃光线,唯独那卷正面照被包裹在废弃底片的纸筒里躲过检查。回到巴黎,他把片子洗出藏在书柜夹层里,编号“CN-57–M”。
马克第一次踏入中国,其实要早两个月。1月1日,他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窗外,一排排正在招手的农民和学生让他惊讶——那是一种凝固在表情里的尊严感。他曾说:“那尊严不是衣服给的,是这片土地的新空气给的。”这句半带诗意的话后来被《纽约时报》用作配图说明。
北京的春节给了他更多新鲜素材。天桥艺人胸口碎大石,北海边大爷放风筝,故宫雪后红墙,在他的镜头里既陌生又朴实。马克喜欢蹬着三轮车满城乱转,他自嘲那是“巴黎左岸的散步癖在东方的延伸”。
对中国的“第一次印象”刊登于《财富》杂志时,西方读者才看到一个不带意识形态滤镜的城市日常:排队买年货的老太太、拆开糖果纸的孩子、灰墙灰瓦下抬头的菜贩。那组照片引起美国编辑部争论——既没有贫困的控诉,也没有神秘的东方学符号,而是一股平静的生活流。
然而正面照的风险太高,马克把它锁进抽屉里二十多年。1965年,他再来北京,看见长安街上十万群众声援越南。周恩来在凌晨接待他,问:“八年不见,中国变了吗?”马克答:“人群更大,声音更整齐。”总理笑着说:“世界在看我们,你拍到什么就带给世界看。”可他仍然不敢提起那卷底片。
70年代,他三次入境,每次都在长江边停留。汉口大桥烟雾缭绕,重庆纤夫弯腰拉纤,这些照片让欧洲杂志不断加页,但“CN-57–M”始终沉默。马克解释过:“一张照片若会带来误解,最好让时间先说话。”
时间终于来到了中法建交四十六年后的2010年。中国当代影像研究者在策展时提议:“把那张国宴片子拿出来,历史已经翻篇。”马克沉吟片刻,打开抽屉,黄色信封里底片依旧完好。冲洗、放大、装框,昔日禁照成了展厅焦点。
老先生站在作品前,被问到拍摄那一刻的心情,他只摆摆手:“新闻摄影师的本能。”有人追问为何53年才公布,他说:“我在等一句话——影像属于历史,而不属于命令。”简单一句,却把半生谨慎埋进了时间缝隙。
这张照片并未带来轰动性的“揭秘”。它只是让人知道,1957年的宴会厅里闪过一次违禁快门,那一闪,与后来半世纪的镜头交错成线。马克始终坚持,自己不过是个“拿着小相机走路的人”,偶尔违背命令,只因画面值得。
观众离去后,展厅灯光渐暗,工作人员把作品封进木箱准备巡展。箱盖合上前,马克用法语低声念了一句:“照片不说谎,但它们也不负责真理。”声音轻,却把那张1960年代以来最神秘的底片交还给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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