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主子，那姓吴的，终究是个喂不熟的狗东西。” 一个刚剃了头不久的侍卫，摸着后脑勺那根细长的辫子，在廊下低声说，语气里满是鄙夷。
“一条狗而已，能掀起多大浪？”
他的上司，一个旗营里的老官，吐掉嘴里的茶叶渣，眼睛眯着，看着紫禁城灰蒙蒙的天。
“倒是那个……”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像怕被风听了去，“那个总能在咱们主子心里挠到最痒处的人，才真叫人后背发凉。他的话，比刀子快。”
北京城的风，刮在脸上，总带着一股子沙土味。
对于刚刚把皇帝宝座从盛京搬到这里来的满洲贵族们来说，这风跟关外的风不一样。
关外的风，是直来直去，刮在脸上像刀子，但也痛快。
北京城的风，是绕着弯的，钻你的领子，灌你的袖口，让你说不清是冷，还是烦。
朝堂上，最大的烦心事就摆在那儿。
第一个靶子，叫吴三桂。
这个人好懂。他就是山海关那个开关的将军。
传说他为了个女人，把关门打开了，放了大清的铁骑进来。
后来，他又成了大清的平西王，帮着朝廷去打南边那些不肯降的明朝余孽。再后来，听说他又要在云南反了。
在多尔衮和后来的皇帝看来，吴三桂这种人，就是一头养在院子里的狼。
你给他肉吃，他帮你咬人。哪天肉给得少了，或者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他就反过来咬你。
他的罪，是明晃晃的，摆在台面上。
他是个军阀，是个投机客，脑子里装的都是地盘、兵马和自己的王位。
他的背叛，是一场交易，从背叛大明开始，到背叛大清结束。
这种人，好对付，因为你永远知道他要什么。他就是个武夫，翻不出天去。
第二个靶子，叫鳌拜。
这个更好懂。他是镶黄旗的巴图鲁，是跟着太宗皇帝一路打出来的悍将。小皇帝（顺治）登基，他成了辅政大臣。
这人脾气爆，嗓门大，朝堂上瞪一眼，半天没人敢出声。
他喜欢拉帮结派，喜欢把好东西都划拉到自己旗里去。他对小皇帝不恭敬，把朝廷当成了他们满洲贵族自家开的堂会。
他的罪，是破坏规矩。他挑战的是皇帝的权威，威胁的是爱新觉罗家的内部稳定。
他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野牛，看着吓人，但他撞碎的，终究是自己主子家的瓶瓶罐罐。
康熙皇帝长大了，动动手指头，找几个摔跤的小伙子，就把这头野牛给捆了。你看，也没那么难。
吴三桂是外患，鳌拜是内忧。一个是用刀子捅你，一个是在你家里放火。
他们俩，就像是挂在墙上的两张画像，一个代表“叛”，一个代表“横”，人人都能指着骂几句，骂完了，心里也就舒坦了。
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毒，不是烈性的，一喝就死。
真正的毒，是慢性的，无色无味，融在你的日常饭食里。它不让你立刻死，它让你慢慢地，从骨髓里开始烂掉。
递上这杯毒酒的，不是那个反复无常的武夫，也不是那个飞扬跋扈的权臣。
而是一个被清朝皇帝捧在手心里，赞不绝口，夸了又夸，说他是“开国良臣”，是顶梁柱的“大忠臣”。
这个人，才是从根子上，要了华夏命的人。
他的名字，当时还没多少人敢提。但他的影子，已经笼罩了整个天下。
顺治元年的北京，是个烂摊子。
李自成刚走，屁股底下的龙椅还没坐热，就被多尔衮的人马赶跑了。
紫禁城里，到处都是仓皇留下的痕迹，烧焦的宫殿柱子，丢弃的盔甲，还有风干的血迹。顺治皇帝还是个娃娃，什么都不懂，真正拿主意的是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坐在空荡荡的太和殿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他手下有的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可这些人只懂得上马砍人，下马喝酒。
你让他们去治理一个县，他们能把县衙的桌子劈了当柴烧。
整个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巨大而精密的瓷器，他们是一群拿着锤子的莽汉，想捧，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南边，福王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国号还没改，人心还没死。
四川有张献忠的大西军，湖广有李自成的残部，福建还有郑芝龙那样亦商亦盗的海上霸王。
这些力量，单拎出来哪个都不是大清的对手，但合在一起，就像一群怎么也拍不死的苍蝇，嗡嗡作响，让人头疼。
多尔衮最愁的，不是打仗，而是怎么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真心实意地认他这个新主子。
他需要一个人，一个翻译。不只是翻译语言，还要翻译人心，翻译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规矩和玩法。
他需要一个既懂明朝，又愿意为大清卖命的汉人精英。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送来了一盏灯。
一盏从南边来的灯。
这个人，是在松山之战被俘的前明蓟辽总督。当时他兵败被俘，关在盛京的囚牢里，闹着要绝食殉国，骂得很难听。
皇太极派了很多人去劝，都没用。最后，还是皇太极亲自去看他，给他脱下自己的貂裘披上，跟他聊家常。不知道聊了什么，总之，这位大明朝的封疆大吏，最后点头了。
他被带到多尔衮面前时，已经没了阶下囚的狼狈。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只是眼神里还有些复杂的东西。
他不高，微胖，面色白皙，一副南方读书人的模样。他说话不快，慢条斯理，但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能钉到你心里去。
多尔衮问他：“天下未定，先生有何高见？”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了。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他说，现在天下最大的问题，不是南明的几十万兵，也不是四川的张献忠。
最大的问题，是人心。北方的汉人官僚和读书人，都在观望。
他们怕大清只是像当年的蒙古人一样，抢一把就走。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分”。
怎么正？
他建议，立刻沿用明朝的六部制度，官员的品级、名称、办公流程，一概照旧。让那些前明的降官，换身衣服，继续干原来的活。
这样一来，天下人就会觉得，朝廷只是换了个皇帝，姓朱的换成了姓爱新觉罗的，但日子照过，官照当。这叫“以汉治汉”，是最省力，也是最有效的法子。
多尔衮眼睛一亮。这个法子，比他手下那些就知道“留头不留发”的莽夫们高明太多了。
他又问：“那南方怎么办？”
这位先生走到地图前，手指在地图上轻轻划过。
他说，南明政权，看似庞大，实则内部派系林立，文官武将互相倾轧，都是一群自私自利之徒。对付他们，不能猛打，要“剿抚并用”。
他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方略。先派人去招降那些手握兵权却又不受南明朝廷重视的将领，许以高官厚禄。
对于那些死硬的抵抗分子，则集中兵力，精准打击，绝不手软。
对于普通百姓，则要减免赋税，安抚流民，让他们有饭吃。
他说：“百姓是最实际的，谁让他们能活下去，他们就认谁是皇帝。”
他的每一条建议，都精准地切中了当时局势的要害。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给大清这个初来乍到的新政权，开出了一副对症的药方。
多尔衮大喜过望，几乎对他言听计从。
这位先生，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亲自操刀，为清廷设计了整套南下的战略。
他的人脉遍布江南，哪些官员可以争取，哪些将领可以离间，哪些士绅是墙头草，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坐在北京的宅子里，却能精准地遥控千里之外的战局。
顺治皇帝亲政后，对他更是倚重。
他不仅是顺治的老师，教他汉学经典，更是他处理朝政离不开的顾问。从平定南方，到恢复经济，再到笼络汉人士大夫，他呕心沥血，事必躬亲。
他的很多政策，影响深远，甚至被后来的康熙皇帝全盘继承，为所谓的“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从清廷的角度看，这个人简直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他忠诚、能干、有远见。他就像一根粗壮的柱子，在清朝这座大厦刚刚搭建，摇摇欲坠的时候，稳稳地把它撑住了。
他是真正的“国之柱石”，是“再造元勋”。
他姓洪。
苏州府，太湖边上。
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湿润的水汽和栀子花的香味。茶馆里，一群穿着绸衫的读书人，正在高谈阔论。
“听说了吗？北边来的鞑子，居然学咱们的样子，也设了六部。”一个年轻书生撇着嘴说，脸上满是不屑。
“装模作样罢了。”旁边一个年纪稍长的捻着胡须，“蛮夷就是蛮夷，沐猴而冠，能成什么气候？”
“话不能这么说，”一个角落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说话的是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我北边的朋友来信说，如今北京城里，秩序井然，跟崇祯爷那会儿的乱象，可不一样。听说，是咱们南边过去的一个大官在帮他们出主意。”
“哼，汉奸！”年轻书生骂了一句。
茶馆里顿时安静下来。
“汉奸”这个词，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原本還算平静的池水里。
与此同时，在离苏州不远的江阴。
守城的典史阎应元，正在城楼上巡视。
他收到了从南京传来的消息，说弘光朝廷已经完了，皇帝被人抓了。
城里人心惶惶。有钱的富户，已经开始偷偷地把金银细软打包，准备逃难。
几天后，清军的招降使者来了。使者带来的不是刀枪，而是一封信。
信里没有劝降的狠话，而是详细分析了江阴的处境：孤城一座，外无援兵，抵抗下去，只有城毁人亡。如果归顺，知县官升一级，城中百姓秋毫无犯。
信的末尾，还附上了一份名单。
名单上，是城中几个最大的富商和士绅的名字。信里说，这些人已经派代表和城外的大军接触过了。
阎应元看完信，手脚冰凉。
他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太懂人心了。
他不威胁你，他只是把最残酷的现实，和最诱人的退路，一起摆在你面前。他还懂得釜底抽薪，在你内部制造裂痕，让你还没打，就已经散了。
这种策略，不像是一个只会骑马射箭的满洲人能想出来的。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极其了解汉人，尤其是了解江南士绅心态的“高人”在指点。
这位“高人”的策略，就像一台设计精密的收割机。
它南下的路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哪里该快攻，哪里该慢围，哪里该派人去说服，哪里该用重炮去轰。一切都井井有有序。
在洪先生的蓝图里，抵抗是无意义的，是愚蠢的，是“螳臂当车”。归顺，才是识时务，才是“顺天应人”。
他的“良策”，高效地瓦解着南明的抵抗意志。一座又一座城市，望风而降。许多昨天还在痛骂“鞑子”的明朝官员，今天就剃了头，换了衣服，迎接清军入城。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利，那么“文明”。
北京城里，多尔衮每天都能收到南边传来的捷报。
他看着地图上越来越多的地方被涂成代表大清的黄色，心情舒畅。他对那位洪先生，愈发敬佩。
他觉得，这位洪先生，简直是个天才。他用最小的代价，为大清办成了最大的事。
他只看到了效率，却没看到，在那台冰冷的收割机下面，那些被碾碎的麦秆，还在流淌着看不见的汁液。那不是麦子的汁液，是人的血，是这个民族的骨气。
这台机器，高效、精准、冷酷无情。
而它的总设计师，正坐在北京的书房里，就着一盏孤灯，为它绘制着下一步的图纸。
顺治二年，南京城破，弘光皇帝被俘。
江南，理论上已经平定了。
但多尔衮高兴不起来。他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城池是占领了，但人心，像水里的泥鳅，滑不溜手，根本抓不住。
尤其是那些读书人，那些士大夫。他们表面上恭恭敬敬，磕头请安，但一转过身，那眼神就变了。
他们聚在一起，喝酒作诗，怀念前朝。他们穿的，还是宽袍大袖的明朝衣冠。他们见了面，行的还是明朝的礼。
这让多尔衮感觉自己像个闯进别人家里来的外人。
这家人打不过你，只好让你坐在客厅里，但他们自己躲在房间里，用你听不懂的方言，说着你的坏话。
一股无名火，在多尔衮和一众满洲贵族的心里烧了起来。
“不行！必须让他们剃头！换衣服！跟咱们一样！” 一个脾气暴躁的贝勒在朝会上吼道，“谁不听话，就砍了谁的脑袋！”
但立刻有人反对。一个相对稳重的汉人降臣出列，小心翼翼地说：“王爷，万万不可。汉人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头发和衣冠，是他们最后的念想。要是强逼，恐怕江南会烽烟再起啊。”
多尔衮也犹豫了。他刚把南方按下去，不想再捅马蜂窝。他想起了那位洪先生“剿抚并用”的教诲。是不是应该，再“抚”一下？
他甚至一度下令，暂缓在江南地区推行剃发易服。他说：“天下初定，民心未稳，姑且听之。”
朝堂上，一片沉默。
满洲的将领们觉得憋屈，但不敢反驳摄政王。汉人的降官们，则偷偷松了一口气。
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就在这微妙的寂靜中，一个人，从文官的队列里，慢慢地走了出来。
他面色平静，步履沉稳。
整个大殿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多尔衮也看着他，眼神里带着询问和倚重。这是他最信任的谋士，他的“引路人”。
他上了一道看似“深谋远虑”的奏疏。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顺着多尔衮的意思，说几句怀柔的话，给这件事找个台阶下。
但他一开口，整个大殿的空气，都仿佛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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