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资史》、《周恩来传》、《建国初期干部工资制度研究》、《郑位三传记》等相关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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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这道命令标志着新中国工资制度的重大变革。
自同年7月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面告别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统一实行30级工资制度。
这项改革涉及全国数百万干部职工，每个人的工资级别将直接决定其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各级组织部门紧张有序地开展评级工作，需要综合考虑每个干部的职务、资历、贡献等多重因素。
北京秋日的午后，中组部的办公楼里灯火通明。
工作人员手中厚厚的档案材料堆积如山，每一份材料都关系着一个干部的切身利益。
在这些待评定的名单中，有一个人的情况显得格外特殊——郑位三，湖北黄安人，1902年出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特殊之处在于，自1948年以来，郑位三一直因病休养，既没有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也未参与1955年的军衔评定。
按照工资评级的一般原则，主要依据现任职务和历史贡献来确定级别，而郑位三的情况显然不在常规范围之内。
评级工作小组多次讨论，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有人认为应该按照其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级别，也有人主张考虑其目前状况适当降低标准。
争议持续数日，最终这个特殊案例被提交到更高层次进行决定。
深夜时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响起，这个关于郑位三工资级别评定的复杂问题，需要寻求最高层的指示。
【一】革命道路的起点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紫云区七里坪镇一个中药商人家庭。
家境虽称不上富裕，但足以供养他接受良好的教育。
7岁时，郑植槐进入当地私塾学习，私塾先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经常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新观念。
16岁时，郑植槐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私塾先生为此给他改名"位三"，寓意位列第三，这个名字伴随他走完了一生的革命道路。
1918年，郑位三正式进入武昌的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就读。
在武昌求学的四年里，郑位三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武汉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参加了由恽代英、陈潭秋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段经历成为他思想转变的重要节点，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转变为具有革命觉悟的进步青年。
1922年，郑位三从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毕业。
面临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他放弃了在城市谋求稳定工作的机会，毅然决定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回到黄安后，郑位三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在农村地区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群众。
1925年底，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考验，郑位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黄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入党后，他被组织派往七里坪地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安县农民常务委员、黄安县总工会委员等职务，同时秘密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革命形势迅速高涨。
郑位三被推选为中共黄安县委委员，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训练农民武装。
在他的组织下，黄安县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自卫军队伍不断壮大。
当时的黄安地区，由于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理位置特殊，民风彪悍，习武传统深厚，为革命武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
郑位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分散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来，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革命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全国陷入白色恐怖。
黄安县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
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县委主要负责人相继脱离革命队伍，组织一度陷入瘫痪状态。
危急关头，郑位三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重组黄安县委的重任。
他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派人分赴各乡镇，号召党员和农会干部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在他的努力下，黄安县委得以重新组建，他本人被推举为代理县委书记。
郑位三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响亮口号，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不要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所吓倒，要继续高举革命旗帜。
同时，他加紧联络各地的革命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做着积极的准备。
在郑位三的领导下，黄安地区的党组织不仅没有被摧垮，反而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发展。
广大党员在他的感召下重新燃起斗志，农民群众也纷纷表示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这为后来震惊全国的黄麻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黄麻起义与根据地创建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8月底，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汉口向黄安代理县委书记郑位三等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要求黄安县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9月，郑位三根据省委指示，组织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
虽然这次暴动由于缺乏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足够经验而失败，但却成为黄麻起义的重要预演，也引起了湖北省委对鄂东地区革命力量的高度重视。
10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得知黄、麻两县仍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后，先后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等同志到黄麻地区加强起义的领导工作。
很快，以符向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成立，同时组成了以潘忠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
11月3日和11日，黄麻特委先后在七里坪召开重要会议，决定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为骨干，群众武装予以配合，首先攻占黄安县城。
经过周密的准备和部署，一场震撼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拉开帷幕。
11月13日夜晚，黄麻起义正式爆发。
起义总指挥部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2个排以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共计千余人，组成攻城队伍。
同时，将麻城农民自卫军1个排配置于黄安、光山、麻城交界的北界河地区担任警戒，防止河南省光山县红枪会进犯。
晚10时，起义队伍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从七里坪向黄安县城进发。
经过一夜激战，攻城队伍攀梯登城，夺占北门，迅速攻入城内，占领县政府、警察局，全歼县警备队，活捉县长等官吏及土豪劣绅1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90箱，完全控制了县城。
由于获悉国民党军第30军1个团正向黄安开进，为避开敌人锋芒，攻城队伍于当日撤回七里坪。
进占黄安城的国民党军害怕起义队伍再次进攻，于次日晚弃城退走。
11月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正式成立，曹学楷任主席。
根据湖北省委指示，起义部队随即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
鄂东军成立后，积极巩固和扩大斗争成果，黄安南部地区的革命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黄麻起义胜利的鼓舞下，黄安地区涌现出"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革命热潮。
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黄安人民支持革命的壮观场景，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经典之作。
黄麻起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也是贯彻党的八七会议武装革命方针的重要实践。
更为重要的是，黄麻起义创建的军事力量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开辟的根据地构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义胜利后，郑位三继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积极参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和"围攻"，他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柴山保地区建立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郑位三表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
他既要指挥军事作战，又要搞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
在他的领导下，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28年至1932年期间，郑位三先后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和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等重要职务，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的努力下，仅黄安一县就有2.5万多青年参加红军，3万多人参加地方武装和党政群团工作，黄安因此被誉为"将军县"。
当地人民群众亲切地称郑位三为"位老"，这个称呼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群众中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民谣，充分说明了郑位三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威望。
【三】坚持斗争的艰难岁月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张国焘率领下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转移。
面对严峻形势，郑位三临危受命，接任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担。
此时的鄂豫皖根据地已是满目疮痍，国民党军队进行疯狂的"清剿"，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郑位三坚持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重新组织革命力量。
经过艰苦努力，他成功地用5000多人建立了6个独立游击师，为重建红二十五军创造了条件。
1933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最为残酷的阶段。
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无人区，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郑位三的家庭也在这场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
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身患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误食野菜中毒而死；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留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能由二弟郑植惠背着打游击。
面对如此巨大的家庭悲剧和个人痛苦，郑位三没有被击垮。
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愤，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自己也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但仍然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重新组建并开始长征，郑位三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上。
在长征途中，他参与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继续北上，郑位三奉命留在陕南坚持斗争，任豫陕特委书记、鄂陕特委书记，后任鄂豫陕特委书记。
在陕南的艰苦岁月里，郑位三领导红七十四师坚持游击作战，不仅成功保住了根据地，还将部队从数百人发展到了2000多人。
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与优势敌军周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1937年春，郑位三率部与红十五军团会合，随即到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了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为今后的工作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奉命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地区，出任鄂东北特委书记等职务，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斗争。
1940年2月，他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新四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迫害。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郑位三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师长张云逸等人一起领导所部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在郑位三的领导下，新四军第二师在淮南地区站稳了脚跟，建立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他们一方面抗击日军的"扫荡"，一方面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在两面夹攻的困难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秋，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表，郑位三被派往新四军五师活动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参加党政军的领导工作。
他与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密切配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原地区的抗日力量。
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郑位三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对他多年革命斗争贡献的充分肯定。
同年10月，按照中央部署，郑位三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与司令员李先念等人一起领导中原地区的革命斗争。
【四】中原突围的战略转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选择。
蒋介石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暗中调集重兵准备发动内战。
中原解放区由于地处要冲，成为国民党军队重点围攻的目标。
1945年10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原军区正式成立，下辖两个纵队、三个军区及地方团队共约6万人。
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
中原军区控制的地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人口达1500万，是中国共产党的六大解放区之一。
中原军区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控制的平汉、津浦、粤汉等重要铁路交通线，成为国民党"关门打狗"的首要目标。
从1945年11月开始，国民党陆续调集了20多个师约30万兵力，不断对中原解放区进行"蚕食"和进攻，企图一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中原军区主力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山、经扶、光山地区集结待命。
国民党表面上执行停战协定，暗中却继续增兵，形成了对中原军区部队的严密包围。
到6月份，围攻中原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0个整编师约30万人。
面对日益严峻的军事形势，为了避免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和平努力。
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政府交涉，表示愿意让出中原解放区，将部队和平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去。
但是，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拒绝接受任何和平解决方案。
6月21日，郑位三与李先念等以中原局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军情，建议立即实施主力突围计划。
6月23日，伟人以中央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电报还特别强调："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撕毁停战协定，以30万兵力在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下，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
按照预定计划，中原军区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郑位三与李先念、王震率领北路军1.5万余人，包括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2纵队第13旅、第15旅第45团、第359旅和干部旅等部队，于6月29日晚越过平汉铁路西进。
突围过程异常艰苦。
国民党军队在各个要道设置重兵堵截，北路军需要在30余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
经过20多天的艰苦转战，北路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圈，于7月下旬进入陕南地区，与当地游击队会合，8月3日组成豫鄂陕军区。
在整个突围过程中，郑位三与李先念密切配合，既要指挥部队作战，又要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
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实击虚，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成功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中原突围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它标志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正式开始，中原军区部队的英勇突围，牵制了国民党军30多个旅的兵力，为其他解放区度过最困难时期争取了宝贵时间。
伟人在《三个月总结》中高度评价中原突围：
"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在陕南、鄂西两区，创建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老解放区的作战。"
中原突围后，长期的战争生活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严重损害了郑位三的身体健康。
常年的革命活动使他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和胆囊炎等多种疾病。
1948年秋，组织上安排他到山东临朐倪家庄华东军区高干休养所疗养，从此开始了长期的休养生活。
【五】特殊情况下的评级难题
1948年后，郑位三因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基本脱离了具体的工作岗位，主要从事休养和治疗。
1949年6月，他又转到济南继续休养。
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给他安排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军队职务。
1949年9月，郑位三作为中国共产党16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他主要在武汉休养，偶尔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
1955年4月，郑位三搬到北京居住，继续接受治疗和休养。
这一年，正值新中国进行工资制度重大改革的关键时期。
自8月31日国务院颁布工资制度改革命令以来，全国各级组织部门紧张有序地开展干部工资级别评定工作。
这次工资制度改革的背景十分重要。
建国初期，国家机关大多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供给制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1955年，国家机关干部中实行供给制的人数已从解放初期的83%降至37%。
为了统一全国工资制度，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国务院决定全面实行工资制。
新的工资制度将行政人员分为30个级别，最高为560元，最低为18元。
工资级别的评定主要依据职务、资历、贡献等因素，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办法。
一般来说，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
郑位三的情况在这次评级中显得格外特殊。
虽然他是党的七届中央委员，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贡献，但自1948年以来一直休养，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军队职务。
按照一般的评级标准，很难准确界定他应该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
负责评级工作的同志们多次讨论这个问题。
有的认为应该主要考虑他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级别的待遇；有的认为应该兼顾现实情况，适当降低标准；还有的提出可以参照其他类似情况的处理办法。
讨论来讨论去，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工作组查阅了郑位三的详细档案材料。
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的革命历程可谓波澜壮阔：
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重要参与者，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中原突围的主要领导者。
这样的革命履历，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确实不多见。
档案还显示，郑位三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鄂东北道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等。
这些职务涵盖了党、政、军各个方面，说明他是一个全面的领导干部。
郑位三的个人品格也给评级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据了解，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从不搞特殊化。
即使在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时，也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深受部下和群众的爱戴。
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位老"，这个称呼本身就说明了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更让人敬佩的是，郑位三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表现出的坚强意志。
在最困难的1933年，他的父母和前妻都先后去世，个人遭受巨大打击，但他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领导革命斗争。
这种精神品质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也是难得的。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案例，评级工作小组最终决定将问题上报到更高层次。
毕竟，郑位三不是一般的干部，他的级别评定可能会产生示范效应，影响到其他类似情况的处理，必须慎重对待。
经过层层上报，这个问题最终摆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桌案上。
周恩来对郑位三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是多年的战友，对彼此的品格和贡献都有深入的了解。
但是，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更加谨慎，他认为需要向更高层次请示。
深夜时分，周恩来拿起电话，准备就郑位三的工资级别问题向伟人请示。
这个电话，将决定一个老革命家的待遇问题，也将体现新中国对革命功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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