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冬，苏北冷得像一把钝刀。村民们在集市上谈论最多的，是自家猪仔能卖几个钱。就在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杨学忠收到一封红底金字的录取通知书——中国科技大学。有人感叹“傻小子翻身了”，也有人冷笑“读书能当饭吃？”人情冷暖，在那张纸上晃来晃去。
杨成进了科大，像被拔高的秧苗，一点点挺直。他拿奖学金、做实验、谈恋爱，都按部就班。父母在家省吃俭用，逢人便说“我家小成有出息”。当时谁能想到，这段看似光亮的路，会把一家人引进深不见底的暗沟。
2007年春，芝加哥大学来华招生。留学机会摆在面前，杨成知道这是一张可能改变命运的船票。学费17万元，像拴在脖子上的石块。杨学忠却没有犹豫，卖房、借钱，甚至腾出唯一的猪圈去堆杂物。村口老槐树下，他拍着儿子的肩膀小声说了一句：“去吧，别回头。”
飞机升空，父母挥手，故事却在云层里裂开了口子。落地芝加哥后，杨成才明白“精英”二字在异乡不值一提。白天实验室，夜里快餐店，室友用半吊子中文嘲笑他的口音。唯一的慰藉是同乡女友小曼的问候，可这份温暖终究抵不过距离和时差。
2011年，电话那端的“分手”两字像扳机。杨成浑身抽空，靠廉价烈酒撑过一个个失眠的夜晚。人最怕的不是穷，而是突然发现努力没有任何回声。他咬牙写论文，疯狂接项目，终于拿到PPL精密仪器的offer，月薪折合三万。看似体面，距离最初的梦却越漂越远。
2014年初夏，他回国探亲。机场到村口只需两小时，却仿佛跨越两个世纪。拆迁让昔日低矮的土墙变成楼房，堂哥靠补偿款办厂自称“年入三百多万”。酒桌上，堂哥拍着杨成肩膀：“你那洋文凭值几个钱？”众人哄笑，杯盘作响，像钉子一下一下钉进他的自尊。
连败两场——亲戚的冷嘲、同学聚会的炫耀——让杨成的精神防线彻底垮塌。此时距他回国仅12天。深夜，他坐在破旧瓦房里，盯着父母为他腾出的木板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是家里的债务，而非光荣。走出门，他提起斧头，房内传来短促尖叫，随后是让全村至今忘不掉的沉闷声响。
警笛划破夜色，陆桂花重伤，杨学忠当场死亡。杨成举斧自刎未遂，被邻居合力按在泥地里。法医、警察、记者轮番抵达，小河村头一次登上省报头版。案子很快移送法院，检方指控故意杀人。村民却在村委会门口排队按手印，请求从轻：理由只有一句，“这孩子读书读坏了心，不是恶人”。
庭审上，白发苍苍的陆桂花神情木讷。她对法官说的唯一一句完整的话是：“求求你们，给他一条活路。”那天的阳光晒在石阶上，照出她布满裂纹的手。判决书落槌：杨成，有期徒刑十年。无人鼓掌，也无人哭号，空气凝固得像一面冷镜。
杨成被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空荡的长廊。那背影既僵硬又茫然，与当年踌躇满志踏出国门时判若两人。村口老槐树仍在，只是再没有人提起“读书能当饭吃吗”的闲谈；偶尔有孩子经过，会指着那棵树低声问大人：“杨博士的家在哪？”大人们拍拍孩子脑袋，催他们快走，地上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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