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6日，辽宁抚顺的天空刚泛鱼肚白，战犯管理所的高音喇叭忽然连放《义勇军进行曲》。院子里炸开了锅，值日岗哨甚至忘了吹哨。就在这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听见“特赦”两个字，他怔在窗前足有半分钟，手里的搪瓷缸险些掉到地上。
广播声停了，长廊里瞬间涌出一群人。有人握拳捶墙，有人把报纸举得老高，沈醉的嗓音掺着哭腔在走廊回荡：“真放我们了！”溥仪先是冷笑，旋即坐到竹椅上反复念那份名单，看到“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时，喉结剧烈起伏。特赦生效，他的编号“981”成为过去式。
消息传遍北京，中南海里几乎同一时刻敲定了一个决定：让溥仪先去植物园实习，再为他安排社会职务。负责接洽的工作人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待遇，而是身份——从“大清宣统皇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历史跨度太大，手续前所未有。试想一下，一份新户口卡片即可把两千多年帝制划上休止符，这在全世界都算独一份。
1961年秋，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会场里出现了一组耐人寻味的同框：鹿钟麟、熊秉坤站在溥仪身侧。前两位是武昌首义的急先锋，也是当年把皇城大门轰开的枪手；后者则是昔日龙椅的主人。镜头定格的那一秒，三人神情平静，没有尴尬，也无傲慢。有人低声感叹：“历史就是这么拧巴，却也这么公平。”
毛主席注意到这张合影后，心里有了一个主意。1962年春节前夕，他决定以“家宴”名义邀请溥仪。地点选在颐年堂，出席者除了主人，还有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位都与清末民初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称得上“老江湖”。
1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北海的冰面还没完全融化。溥仪穿着深色呢子大衣，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踏进颐年堂。他先看到的不是摆好的圆桌，而是迎面而来的毛泽东。对方握住他的手，道了句：“欢迎光临。”声音不高，却足够让溥仪心头一热。
客人落座后，毛主席微笑着对众人开了个玩笑：“今天请来的可是我们的老上司。”章士钊愣住，程潜眨巴眼睛，仇鳌干脆探身往门口看。没等大家猜出答案，一个高个子影子已站在主席右侧，正是溥仪。四位老人立刻起身行礼，场面既庄重又有点诙谐。
菜上得很快，基本都是家常口味：酱牛肉、拌芹菜、清蒸鲈鱼，外加一壶绍兴花雕。毛主席举杯先敬溥仪：“改造有成，值得庆贺。”溥仪赶忙起身，局促地说：“蒙主席厚爱，愧不敢当。”这句客套话在场的人听来不觉做作，毕竟他说得真诚，语气带着明显的忐忑。
几杯下肚，话题随意起来。毛主席忽然问：“你的《我的前半生》我翻过，写得细致，不过总感觉缺了点什么。”溥仪心头一紧，连忙请教。毛主席夹了块鱼，漫不经心地说道：“缺的是后半生，还要继续写下去嘛。”轻描淡写，却给溥仪指了条路——忏悔不应停在战犯管理所，更要延伸到新公民的责任。
随后那句一语双关的话来了。毛主席笑眯眯地放下筷子，抬头发问：“唉，当年是谁把你撵下来的？”溥仪愣了两秒，随即明白主席是在调动现场气氛，同时提醒他要正视历史。他指向鹿钟麟的方向，半开玩笑地答：“是他们。”毛主席哈哈大笑：“对呀，就是不愿老老实实当你的子民的人，把你请下龙椅嘛！”屋里笑声此起彼伏，尴尬感荡然无存。
宴席尾声，毛主席提到溥仪的婚事：“听说还是单身？皇帝不能没有娘娘。”这句玩笑让溥仪红了脸，却也种下了再婚的种子。翌年，他在周总理撮合下与护士李淑贤登记，走入新家庭。不得不说，领导人关怀细微到这种程度，曾经的帝王也只能感慨时代巨变。
把视线撤回过去，溥仪能够出现在那场家宴，前头是一串复杂的时间节点。1912年2月的退位诏书、1925年天津张园的“复辟沙龙”、1932年伪满洲国的登基典礼、1945年沈阳机场被苏军带走……每一段都写满了曲折。尤其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日本人挟持下戴上伪帝皇冠，身上背负的民族罪责无可辩解。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以证人身份供述日军侵华事实；1950年回国后，被编为战犯981号。抚顺监狱的改造并不是走过场，长期政治学习、劳动、集体讨论，乃至心理辅导，层层推进。沈醉曾回忆，溥仪最怕读报批判，几次低头站在墙角，不敢抬眼。那种精神冲击比吃苦头更痛。
外界对特赦有过争议：末代皇帝是否有资格获得宽恕？国务院最终认定，他在监所表现良好，且已具备劳动能力及公民意识。这里面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政治考量——帝制阴魂永远留在书本里，不该留在活人的桎梏中。
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再次提起溥仪的生活状况：“听说他月薪才一百八十多元，恐怕紧巴。”现场没人敢接话。主席摆摆手，让章士钊从自己稿费里拨一笔钱给溥仪，顺带照顾一下载涛。这件小事后来在清室宗亲里流传很久，许多人私下感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位置倒置后，新掌权者竟能如此宽厚，实属难得。
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灯火通明。尿毒症终究无情，61岁的溥仪停止呼吸。李淑贤守在病床边，几度昏厥。官方讣告用了极为克制的文字：“中国公民爱新觉罗·溥仪病逝。”骨灰先入八宝山，后移清西陵。昔日龙椅、金銮殿，最终换成一块不足半米的石碑，浓缩了中国古代帝制最后一道尾声。
有人说他悲剧，也有人说他幸运。悲剧在于时代巨浪拉他不停改换身份；幸运在于遇到新政权给予改造和生存机会。溥仪死后，“皇帝”这个词真正成为历史概念，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政治符号。这一点，比任何评价都来得更直接。
1962年的那顿饭，被溥仪写进日记，标题只有四个字——“终身难忘”。纸张泛黄，但字迹工整。他用钢笔描了重重的句号，仿佛怕漏掉情绪。宴席不过数小时，却让一个在权力顶端又在囚笼底端的人，终于找到了与现实和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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