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上旬，华北军区某工程指挥部正忙着修筑津浦铁路复线。雪粒子砸在临时工棚的油毛毡上，一阵急促的军邮车喇叭声划破寒气，一封盖着“河南省新县人民政府”字样的公函被递进来。
信封上的“郑维山将军亲启”五个鎏金大字十分醒目，但“新县”二字令郑维山犯了难——家乡原叫“新集”，抗战后才改名，他一时没对上号。信刚拆开一角，警卫跑进来：“杨副司令电话，路基坍塌，您得马上去现场。”信只好合上，塞进大衣口袋。
三天奔波后，郑维山回到驻地。屋里灯光昏黄，妻子正伏案落笔。听见脚步，她抬头说：“你老家来信，问得挺急，我先给他们写了回执。”郑维山脱下棉帽，拉开信纸细看，眉头瞬间绷紧。
信里直言，新县推行土地改革，优抚对象正逐户登记。可十多年前随他离乡参军的七十多名赤卫队员至今音讯全无，家里人被当成“逃兵”或“反革命家属”扣住田地。乡亲们得知郑维山健在，集体请求他出面说明。
念到这儿，他合起信纸，抓起电话：“杨副司令，工程我交班完毕，急事回中原一趟，四个大人两个孩子，麻烦批张去武汉的车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只回一句：“批准，尽快出发。”
次日凌晨，北风裹着车灯，他带全家上火车南下。一路上窗外白杨倒退，车厢里气氛凝重。十六年前的西路军溃散情景不断闪回：祁连山雪夜、祁家堡突围、剑门关急行军……七十多个跟着他走出泗店的少年，如今谁生谁死？
列车到武汉时已近午夜。李先念在站台迎上来，一把握住他的手：“老郑，人到就好。”短暂寒暄后，郑维山提出立即回县。李先念略作思索，给警卫处打了电话。半小时后，一辆吉普、一辆大卡车停在省委招待所门口，车上装着十几袋米面，外加一个排的警卫士兵。李先念解释：“沿途还有土匪，带几个人保险。”
穿过大别山腹地，道路崎岖。傍晚，车队抵达泗店老集。爆竹声、吆喝声夹杂着乡音奔涌而来，村口写着“欢迎郑维山将军回乡” 的横幅。县长刘名榜赶来，对他说：“土改登记卡迟迟定不下来，非等你一句话。”
郑维山被请进祠堂，几张长条桌摆满名册。刘名榜介绍：全县牺牲五万余名，具名烈士一万二千。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人员，因资料缺失，有人认烈士，有人认逃兵，意见对立。特别是跟随郑维山参军的那七十多人，一个准字没有。
灯芯油燃得噼啪作响。郑维山翻看花名册，指尖停在“程兴旺、郑东平、袁秀芝……”这些熟悉又久违的姓名上。“他们最初编在红一营，后随我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西路军北上失败，大多数战死甘肃河西走廊，没有一个叛变。”他说话不高，却掷地有声。
刘名榜当场记录：“凡八十八师阵亡及失踪者，家属一律列入烈属；伤残归乡者，按伤残军人待遇。”他抬头征询：“若上级追问责任？”郑维山答得干脆：“算我的。”一句话定下县里棘手的优抚框架。
随后三天，他走访英烈家属。有人捧出发黄的红军证，有人拿出写满湘鄂赣方言的血书；也有寡母提着半篮红薯默默站在门口。郑维山没多说漂亮话，只让警卫把米面挨户搬下车，再在花名册上签字认证。
处理完公事，他去了后山父母坟前，磕了三个响头，把从北平带来的青砖小心摆在墓前。暮色中，他默立良久，随后转身上车。车子掉头，尘土扬起，把村口送行的人影渐渐吞没。
回到武汉，李先念问及结果，他递过去盖好公章的名单：“县里按此执行。”李先念粗略一看，笑着摇头：“你干脆把难题全揽了。”郑维山只答：“该我担的，躲不掉。”
秋后，中央关于优抚工作的统一文件下达，新县报告的数据与中央口径无缝衔接，那七十多个名字悉数列入烈士英名录。档案归档时，批注写着：“郑维山，1950年2月证明。”这行小字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却让一座山乡的土地改革少了纷争，多了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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