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经济时代中，教育、卫生、医疗等各个产业的详尽分析，梳理日本多种社会问题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个问题都在结合中国读者最关心的话题：
“医生未来的待遇会更好还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会影响教师就业吗？”
“研究生扩招，报考人数下降，研究生还值得读吗？”
作为文化相近、轨迹相似的邻国，日本的社会发展史，是最能给国人带来思考和借鉴意义的发展史。
第二章 救老员工，还是大学生？
——回顾日本大学生失业潮
他们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婴儿潮时期，学生时代的他们见证了日本80年代的经济腾飞，却在毕业后迎面撞上90年代无止境的经济衰退。最终，他们成为日本收入最低、结婚率也最低的群体。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人生的前20年生活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见证了本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他们在步入社会的前夕，感受过泡沫经济之花最鼎盛的绚烂，见证过学长学姐被大企业争抢的疯狂，也听过“创业者第一次见面就融资到10个亿”的都市传说。但就在他们对人生最充满希望，憧憬着自己作为名牌大学生步入社会的种种美好之时，却一头撞上了日本失落的30年，无止境的经济衰退让他们整个后半生都生活在低薪与失业的痛苦中。
而这就是在日本泡沫破裂后大学生们的经历！
在上一章我们回顾了日本在90年代保就业的历史，提到了日本社会通过牺牲那一批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而换取了已有群体就业的相对稳定。那么日本政府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又对新生代造成了哪些影响？本章我将系统回顾这一决策的背景与种种决策所产生的惊涛骇浪。
一、泡沫破裂后的雇佣严重过剩困境
1991年底，在经历了接近一年半的横盘之后，日本土地价格终于支撑不住，东京地区6个月内土地价格下挫超过8%。而随着地产泡沫的正式破裂，同时暴跌的还有企业利润。1990年，日本地产全行业的营业利润尚有49万亿日元，而到了1993年，这一数字已经降至不到32万亿日元。短短三年间，蒸发了18万亿日元的利润。就连与丰田公司并称为日本汽车帝国双璧的日产公司，也不得不在1992年宣布出现赤字，震动了全日本。
此时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企业面前，那就是员工规模都是按照泡沫经济去配置的，如今泡沫破裂利润下滑，但员工规模却没有减少。根据通产省1992年统计，企业的人均利润率仅有泡沫时期的77%，到了1993年更是下滑到70%以下，这就是后来长期困扰日本企业的雇佣过剩问题。“雇佣过剩”“设备过剩”与“债务过剩”后来被称为平成时期企业的三大过剩。关于“设备过剩”与“债务过剩”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详细讲解了，因此本章我们将聚焦“雇佣过剩”是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的。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当时企业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雇佣过剩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全社会对于经济过度乐观。80年代的经济神话让企业界普遍相信日本产业终将征服全世界，而低利率环境所提供的低廉资金使用成本，又给这种乐观情绪提供了最好的助燃剂。80年代中期，各大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规模，对员工需求呈现直线暴增。1988年全国的职位空缺数量比上年度增加了19%，而1989年空缺不仅没缓解反而又增长了23%，全行业都在呈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参见厚生劳动省白皮书《平成二年版労働経済の分析》。
图一 日本全行业劳动力紧缺指数
在人才最为紧缺的1989年，厚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全行业岗位缺口高达500万个，其中房地产行业一枝独秀，岗位缺口接近300万。而当时全国适龄劳动人口才刚刚超过6 000万人，这意味着需要凭空多出10%的人口才能填补岗位空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业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不仅名校大学生备受青睐，就连最普通的私立大学毕业生也能轻松找到理想的工作。
当时日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西武集团的总裁堤义明在这种人才紧缺的环境下，提出了所谓“奴才哲学”，他认为只要招聘足够多的员工来执行他的命令，就能拓展商业版图。令人唏嘘的是，这个曾经拥有15万名员工的集团，泡沫破裂后成为全日本失业员工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2005年，由于长期的财务造假，堤义明最终锒铛入狱，盛极一时的西武集团也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大纳会”，即股市每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日语中，“纳”意为“结束、收尾”，“会”指“交易时段”。
1989年就业白皮书明确指出：大学生已经出现严重供应不足，供需矛盾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缓解。然而这篇报告的作者肯定无法料想，2个月后日本将迎来股市的“大纳会顶点”，泡沫经济达到最终章。而报告中描述的让人兴奋的大学生就业前景，在3年后成了全行业雇佣过剩。1992年就业白皮书披露，相比较1989年，员工的平均利用率和劳动密度都出现大幅下降。
然而，由于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度，企业很难对老员工进行裁员。因此，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压力，企业纷纷选择暂缓新员工的招聘。全社会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缩招潮。
二、房贷重压下的老员工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
1992年日本企业的缩招潮开始蔓延，年底每个求职者对应新增岗位数量仅有0.73个，也就是所有新增岗位都招聘完毕，全社会依然可能有27%的人处于待业状态。而在2年前这一数字却是1.5，仅仅两年时间全社会岗位数量就缩减了五成。由于此时日本企业采用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老员工为了工龄累积几乎不会离职，当时的求职市场主要由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构成。
因此，大学生成了这次岗位缩减潮最大的受害者，而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轮缩减潮居然持续超过10年。2012年随着《失落的二十年》一书爆火，这一批从1993年至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那就是失落的一代人，意指被日本社会牺牲的一代人。
那么为何不能牺牲老员工的利益，打破这些老人的终身雇佣制？
除了制度的本身限制以外，真正的原因是如果马上启动对现有就业群体的改革，很有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经过全民炒房热潮后，日本家庭平均负债是年收入的3.1倍，即每个家庭都透支了未来3年的收入。而地产暴跌后，银行业坏账率已经逼近5%的临界点。如果日本政府现在启动改革，必然产生大量的失业断供，此时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坏账率冲击，这也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打破终身雇佣制的原因。
那么当时日本这群老员工的债务问题有多恐怖？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当年，日本银行贷款总额为267万亿，而到泡沫巅峰的1989年已经暴涨到410万亿，超过当年国民GDP。其中有大量贷款都是30年以上的个人超长期房屋信贷。
这就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泡沫最疯狂阶段整个银行体系在4年时间增长了140万亿贷款，但在泡沫破裂之时这些贷款还款周期大多都不到20%。这就意味着一旦老员工们失业，他们这剩余80%的未偿贷款将只能由银行消化。从后来的发展上看，9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确实遭遇了不良资产危机，但那场危机主要来自企业端债务暴雷，就这已经让银行业元气大伤，全行业在2010年后才逐渐走出衰退影响。试想一下，如果企业端与居民端同时暴雷，日本银行体系大概率将尸骨无存。
也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维系住了现有就业群体的稳定，再加上工作与信用的强绑定关系（日本正式员工评判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信用健康），即使老员工们的资产早已大幅贬值，他们也愿意用余生还完这些超长期贷款。后来这群人还有一个很自嘲的说法，因为日本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一般称为“住宅契约书”，所以他们是用一生还完了自己在30岁时签下的“魔鬼契约”。而这也是日本政府一定要优先保证老员工就业的原因，因为这让日本避免了居民端的债务暴雷。
但笔者必须强调，尽管日本政府对老员工们多有优待，但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完全牺牲大学生群体的利益，政府初期更多的是采用延缓就业的形式来拖延大学生就业。如果站在决策层角度思考，假设后面的经济能够重新恢复增长，那么延缓大学生就业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可以同时保住新老就业群体。
只是日本政府怎么也想不到，这一轮经济衰退居然持续了20年这么久。
三、延缓就业之痛
1992年至1995年间，面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推出了“乡村分流”与“研究生扩招”两项举措，旨在尽量延缓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以缓解就业压力。
乡村分流方面，日本政府启动了一项为期3年的乡村基建计划，积极鼓励大学生前往非都市圈区工作，这一举措后来被称为“逃离东京运动”。厚生省统计通过分流政策，3年间成功将近30万大学生分流到乡村和小城市，既大大减少了东京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新增人口。而在扩招政策上，日本政府迅速放宽了大学与研究生门槛。1992年日本在校大学生还只有237万，而3年后就增加到了310万，3年时间整个大学体系增加了73万学生。同时日本大学生深造比例开始升高，研究生门槛的降低使得1995年64%国立大学生都选择读研。
根据日本文部省统计，1992年至1995年间，通过乡村分流与扩招两个措施，至少延缓了约90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这也为日本政府保就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95年开始，日本新增岗位数量触底反弹，大学生们的就业似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然而看似美好的希望，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毕竟政策只是拖延了大学生的就业时间，但最终，这批大学生还是要面对就业的现实。
从1996年开始，日本政府逐渐停止了大基建投资，原先创造的大量乡村岗位迅速消亡，大学生被迫重新回到大城市就业。据统计在1996年至2000年的五年间，仅东京就新增了27万人口，其中70%是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而更可怕的是1996年日本迎来了扩张后的第一轮毕业潮，全学历段待业总数达到惊人的80万，同时还有260万在校大学生等待毕业。此时日本经济还在衰退，就业市场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量的大学生规模，当年大学生就业率瞬间下降至65%。
1996年，日本社会已经深刻意识到危机的来临。面对数百万待就业的大学生，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大学生就业潮已经无法再被拖延。
就业市场必须进行改革了，但这次改革的第一刀却又砍向这批大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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