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把夷陵之战跟官渡、赤壁相提并论,说它跟那两场一样能改变汉末三国的局势,把这几场战事放在一起说没错,但把夷陵之战神化就不太合适了,把它当成决定性的一击,忽视了当时政治、地形、外交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历史就容易变得简单化,把事情还原,看清楚每一步决策背后的来龙去脉,这样看待这场战役才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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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公元二二一年夏天,刘备亲自领兵出征,公开的目的是要夺回荆州,为关羽讨个说法,他有面子也有里子。孙权收到消息后先是想和谈,表示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他在外界态度恭敬,内部布防,巫县、秭归等地布兵,任命陆逊、李异等人留守,准备防备刘备孙权向曹丕称臣,获得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和名分,曹魏朝中有人认为这是曹丕的政治手腕,用极小的代价换取名分。 但朝中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侍中刘晔认为不要接受孙权的归附,应该趁机伐吴,因为吴离魏近,离蜀远,魏伐吴胜算大,如果吴国失守,蜀将孤立无援,统一的可能性更大。曹丕权衡再三,担心接受孙权的称臣,却还要出兵伐吴,这样会伤害皇家信誉,影响他国以后的归附,于是接受了孙权的称臣,封其为吴王,下诏派人持节册封,给以九锡等礼遇。孙权从中获益显而易见,他几乎没有付出割地、送质等代价,却换来了王号和政治认可。

刘备出兵,孙权派陆逊把守三峡,吴军总兵力约五万,吴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皆参战,陆逊本有顾虑,他不像一些老将那样带头冲锋,而是沉着应对,很多老将和宗室都看不惯,认为他胆小,陆逊用严令整顿军纪,威胁不从令者斩首,向孙权上书说明自己的计划,稳住了军心,陆逊稳住军心的举动很重要,但不是靠沉着就赢得战争,吴军在地利和水上力量上占优才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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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军队先拿下长江峡口,吴班、陈式拿下夷陵一带的要点,控制出川江口。刘备没有选择江北登陆,而是从秭归在长江南岸登陆,翻山越岭,走夷道到猇亭一带。走南路有现实理由,北路前进容易和魏国临沮方向军队相遇,难以兼顾南吴北魏,江陵坚城,硬攻难胜,荆州豪族多被孙权笼络,北进难以得到本地支持。 刘备此举还安排了后勤保障:他派人安抚五溪蛮夷,马良的工作让少数民族出兵相助,他也在做群众工作。夷陵换防镇北将军黄权,负责江北守备和后勤,防止魏从临沮南下威胁后路。刘备的目标很明确:先保住出川粮道,稳后勤,再争荆南,有机会就以江陵换回失地。

地形对战局影响很大,夷道所在鄂西山地狭长,地形不利于大军展开,陆逊在夷道对岸布阵,重兵把守南岸主要通道,把刘备主力压缩在山地狭道,限制其机动性,江面夷陵至三峡再次变窄湍急,大船难以通过,吴方小艇可上开阔水面拦截过江敌兵,地形和水军的配置,让吴军在同等兵力下,后勤成本更低,主动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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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规模方面,有些后世记载把刘备的军营夸张到连营七百里。原始记录有失真之处。比较可信的推断是,刘备前后营寨约五十余座,兵力约五万左右。吴军在陆逊统率下也有类似兵力规模,估计也有五万左右。这就使得“以少胜多”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战争的胜负更多地取决于兵法、地形、后勤的运用,而不是兵力的绝对差距。

刘备的编制安排表明刘备有完整的队列,冯习被任命为大督,张南担任前部,赵融、廖淳、傅肜等人为别督,先遣的吴班带着几千人在平地立营试探敌情,陆逊初期没有立即迎战,被看作“迟疑”,但这是他的策略,他没有被刘备试探所诱导,等待更好的时机,吴中的老将对陆逊的做法不满,认为他太保守,陆逊不得不用军纪压制反对意见,向孙权报告,稳住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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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在用人和智囊方面有短板。这次出征的时候,他身边没有法正这样能看清大局,提出果断策略的谋士。法正已经不在了,黄权虽然作战能力强,而且守夷陵北岸,负责后勤,但并没有替刘备在主战谋略上弥补短缺,如果刘备用上了更主动的破局手段,比如激将、策反、另辟战场、拉拢曹魏、调动更多机动部队,战局或许会有不同的走向。他在战前和战中把希望寄托在曹丕会出手干预,对外部态势估计过于乐观,曹丕并没有像刘备期待的那样去攻打吴,反而接受了孙权的称臣,这个外交选择对刘备非常不利。

曹丕的处理则流露出更现实的一面,他担心如果接受了孙权的称臣,又对其出兵,会让皇家信誉受损,以后别的地方势力想要投诚就很难了,于是他派使者持节册封孙权为吴王,给予他九锡等礼遇,这样孙权用极少的成本获得了很高的名分,有人批评曹丕错失灭吴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魏家并没有吃亏,反而通过这样的处理保住了自身战略空间,曹丕用吴来牵制蜀,这种不直接插手的做法,让魏在相对低的成本下维持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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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果对蜀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战后呈报的人名单显示,伤亡和调动带来的损耗很显眼,黄权部和南郡太守史郃等数百人名单有变动,封侯者数十人、为将者百余人的名单变化,也显示出蜀军在这场大战中的消耗与晋升补缺,国家的兵力和人才在这次战败后长期受到影响。

夷陵并不是刘备无能就可以这样简单地归结,地形、江面条件本来对蜀军不利;吴方善用水师、在江道布防,渡江主动权掌握在吴方手中;魏方的态度也影响到战场的外部环境;刘备的参谋团不够强大,决策不能在战场上找到有效的破局手段。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夷陵之战不是单个将领的失败,而是战略、外交、地理、人事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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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世夷陵的影响反复被提及,有夸大的成分,也有被用来解释蜀汉从此衰弱的说法。把它还原成一连串可以被分析的选择,更能理解汉末那段政治与军事都复杂的历史,各方的决定有利有短,任何一方单独的聪明或失误都不能解释一切,历史就是由这些具体的决定和条件交织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