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北京西长安街的寒风格外刺骨。一张手写大字报贴在交通部门口，“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几个黑字晃眼。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有人摇头：“这人不是延安的老资格吗？”风卷大字报的边角，也卷走了马明方三十多年浴血奋斗的名声。七年后，他病重，仍惦记那张大字报，才留下那句让家属转告毛主席的遗言。从一次政治风波的阴影切入，能更直观地理解这位陕北老党员为何在生命尽头仍坚持“我是好人”的笃定。
把时间往回拨到1905年2月，陕北横山县一个农家庭院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取名马明方。谁都想不到，这孩子将来会和西北的革命火种捆在一起。二十岁那年，他考进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李子洲等人的演讲点燃了他的激情，随即加入共产党。那个年代讲求“说干就干”，马明方在课堂之外足迹遍布县城山沟，宣讲革命道理，顺带为贫寒学生筹措纸墨。
1932年冬，他担任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两手空空地跑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经费少到连油印机都买不起，他就把报纸夹在被褥里带回去，用蜡纸誊写成传单。困苦并未浇灭斗志。陕北根据地很快成气候，1935年他出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秋天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会面，称赞“陕北骑兵能打硬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背景里，马明方既抓土地政策，又筹军粮，忙得连回家看一眼新出生的女儿都顾不上。
1938年因积劳成疾，他被送往苏联疗养。身体稍好便旁听东方大学课程。1941年返国途中被安排留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巧就巧在盛世才转向反共的节骨眼，马明方被视为眼中钉。1942年9月，他与百余名干部一同投进监牢。文书里要求写下“自愿回家”四字即可获释，他却在格子里填上“回延安”三字，连同“信仰——共产主义”。四年铁窗生涯，他组织绝食、谈判，逼得狱方让步；狱友回忆，“老马骂起敌人来眼都不眨”。
1946年7月，他获释返陕，毛泽东派车迎接。解放日报以粗黑体写下“活着的坚贞不屈”。不久，马明方被推举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委书记。建国初期，西北财政拮据，他把办公室搬进旧军阀公馆的一间偏房，床就是折叠行军床。一次核对工资表，发现自己列三等工资，比张鼎丞还高，他立刻主动申请降一级。身边干部不解，他淡淡一句，“多领的钱就是挪用公款”。
东北调研的那几年，他和宋任穷一同跑矿井、蹲厂房。在大庆会战初期，他主张把组装井架的工人食宿都搬到现场，“先让机器转起来，别口号满天飞”。有意思的是，许多工人并不认识这位瘦削老人，只当他是普通技术员。直到会议上公布职务，工人才惊呼：“原来是中央来的马书记。”
转折出现在1967年。有人翻出新疆狱中材料，给他扣上“叛徒”帽子。批判会一场接一场，他被押进北京卫戍区医院。子女探望，医护不让多说话，他仍低声嘱咐：“记住，咱们没做坏事。”七年冤案未了，他的胃癌却到了终点。1974年11月，他叫来女儿们，“你们告诉毛主席，说我是好人。”声音微弱，却字字铿锵。
1975年7月，毛泽东批示为马明方平反。两年后相关文件下达到基层，老同事看后频频点头——那是他们熟悉的马明方。1980年6月，中央档案局公布再次复查结论：坚贞不屈，无任何叛变问题。文件不长，却把那张1967年的大字报彻底撕碎。曾经的阴影，最后由白纸黑字归于尘埃。
西北革命史上，马明方不是最耀眼的一颗星，但他的名字与陕甘宁根据地、与新疆铁窗、与东北的机器轰鸣紧紧相连。晚年那句“我是好人”，并非自辩，更像一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注脚。历史的冷暖、人情的聚散，都抵不过他早年在审讯桌前写下的那两行字：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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