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一起为骗取保险而精心策划的弑母案，在浙江台州揭开了令人震惊的人性背面。
案件围绕三名20岁出头的青年展开：卢家成、杨家豪与从犯程子（化名）。他们早早脱离校园，混迹于娱乐场所，生活建立在无度的消费与对快钱的渴望之上。
罪恶的诱因，始于卢家成智力缺陷的母亲徐丽娟因交通事故获得的一笔30余万元赔偿金。这笔钱被主谋杨家豪设法套取，挥霍一空的经历，让他们窥见了一条“捷径”。
起初，他们尝试制造小型交通事故骗保。由杨家豪驾车，故意碰撞卢家成用电瓶车搭载的母亲，甚至尝试制造眼部伤害以求更高赔付，但未能得手。
随后目标转向卢家成的父亲，仅获赔一千余元。这点微末收益与他们的欲望鸿沟巨大，于是，更为癫狂的念头滋生：直接撞死一人，获取巨额死亡赔偿。
在选择撞死母亲还是爷爷时，卢家成选择了关系更疏远、且因“在外有情人”而心存怨念的母亲。一场冷血的谋杀就此策划。
2022年中秋次日夜晚，卢家成以“带母亲见女友买新衣”为借口，将行动不便的母亲骗至昏暗村口。待他借故走开，杨家豪驾驶的汽车便加速撞向了那个蹒跚的身影。
这场自以为周密的犯罪迅速崩塌，现场保险员从手机聊天记录与过往异常理赔中察觉端倪，警方随即介入。
深入探查，凶手间畸形的关系结构浮现。主犯杨家豪，成长于经商家庭，初中辍学后混迹社会，热衷扮演“大哥”，通过请客消费聚拢人群，更早沉迷网络赌博，笃信高风险能带来快钱。
卢家成则生长于一个功能残缺的家庭：父母均有智力障碍，日常沟通几乎空白，亲情养育长期由爷爷承担。结识杨家豪后，后者提供的物质享乐成为他世界的全部，他沦为沉默的“跟班”。
这段关系充满剥削。有证人提及，杨家豪用骗来的赔偿金为自己购置新款手机，却只给卢家成买二手货。在最终的“弑母分红”方案中，执行撞击的杨家豪独占六成，卢家成仅得四成。
当杀人骗保的提议摆上桌面，对家庭本就情感稀薄、且长期处于服从地位的卢家成，在“干成后全家都有好日子”的虚幻许诺下，选择了顺从。
另一从犯程子，则因杨家豪欠其债务而被拉入，指望以赔款抵债。三个在正常社会轨道外游荡、价值观彻底扭曲的年轻人，就此结成死盟。
悲剧的根源，深植于卢家成家庭的缺失。其父母的结合更像一种基于现实的“安排”，两人均无能力经营婚姻、教育子女。
卢家成的成长中，父母角色实质缺席，爷爷是唯一的支柱。这个家庭如同信息孤岛，与亲戚联系淡薄。当危机步步紧逼，这个家庭毫无招架之力。
卢家成先后骗卖家中所有拆迁安置房时，智力有限的父亲无力阻止，爷爷已患老年痴呆。虽有姑姑、舅舅等亲戚短暂介入劝阻甚至报警，但未能形成有效干预。
更具悲剧性的是，在杨家豪与卢家成最终敲定弑母计划时，父亲卢岐山在场的哀求，“我可以去乞讨”，得到的只是无视。
母亲徐丽娟曾坚决反对伤害爷爷，却未料到亲生儿子已将矛头对准自己。家庭最后一道防线，在无声中彻底失守。
案发后，这个家庭瞬间瓦解。爷爷在悲愤中离世，母亲惨死，儿子身陷死牢。唯一幸存的父亲卢岐山，被安置在嘈杂工地旁的简陋宿舍，依靠姐姐每日送饭，艰难学习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而铁窗之内，卢家成仍定期写信回家，询问父亲为何不回信，这是一种对从未获得过的正常家庭沟通，迟来而扭曲的渴望。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家豪、卢家成死刑，程子获刑七年。司法的裁断无法完全回应悲剧带来的社会叩问。
此案远超个别青年的丧心病狂，它尖锐揭示了多重“失能”叠加的后果：存在明显缺陷的个体在缺乏必要支持下组建家庭并育儿的伦理与能力困境。
这起案件如同一面残酷的镜子，映照出光鲜发展表象下容易被忽略的暗角。它警示我们，防止极端恶行的发生，不仅依赖于事后的严厉惩处，更在于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与敏锐度的社会支持网络。
这个网络需要及早识别那些摇摇欲坠的家庭与个体，通过社区、公益、亲属联动及政策托底等多种方式，进行干预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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