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美国精神|华盛顿|年轻人|柏拉图|美国梦|美国社会|马克思

不再相信美国精神

美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精神撕裂。

从政坛到街头，从大学校园到科技公司，一种弥漫性的焦虑正在蔓延：制度的可信度在下降，社会对立在加深，技术进步与日常生活的割裂越拉越大。政治暴力的阴影再次出现，对立的语言和情绪在公共空间不断升级，使得这个国家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难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另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也在同一片土地上展开：科技以惊人的速度前进，人工智能、量子、超算和国家级科技计划层出不穷，硅谷和华盛顿都在试图用“重塑未来”的方式重新定义美国的方向感。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精神结构的瓦解与技术力量的加速并存——正是理解当下美国的关键入口。

曾经的“美国精神”，正在悄悄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是一个靠“故事”凝聚起来的国家。

美国没有绵延的历史、深沉的文化，没有五千年的历史积累，没有同宗同族的血缘纽带。这个国家能成立、能扩张、能团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足够宏大、足够有感染力的叙事。

这些叙事，是美国社会运转的精神底座：它告诉你美国是谁、美国要去哪里，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为什么“值得”。

第一个是支撑美国建国使命感的叙事，是宗教性的宏大愿景——“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

清教徒踏足北美大陆时，把自己想象成被上帝选中的群体，肩负着在人类世界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使命。这种使命感让早期美国社会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连续性：他们相信自己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一个承担着文明方向的民族，甚至“在替上帝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这种略有自负的使命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它让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让冒险变得合理，让牺牲变得有意义。美国的扩张、革命、工业化……很多行为其实就是这种宗教叙事的世俗化延展。

第二个叙事，是几乎人人都听过的“美国梦”（American Dream）。这套叙事简单粗暴且极具吸引力：无论你是谁，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这是美国对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叙事之一。它让人相信：你的成就不由出身、种族决定；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国家是一个愿意嘉奖奋斗者的开放舞台。“你做不到，是因为你还没做到”；“只要肯干，就能一直上升”。

这套叙事是美国吸引移民潮的最大“品牌资产”。在20世纪，美国繁荣的经济增长、扩张的中产阶层、不断出现的新行业新财富，都在不断给美国梦背书。这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很多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现实主义”，美国却是“理想主义”。

但现在回头看，美国梦之所以长红几十年，是因为它依赖两个条件：经济高速增长和持续扩张的机会结构。一旦机会缩窄、财富固化，这个神话就会开始漏风。

第三个叙事第三个叙事，是美国长期对外、同时也对内自我暗示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二战之后，美国成了全球秩序的中心，不只是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更是全球现代化的标准的制定者。科技革命、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美元体系、民主制度，这些都被包装成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普世道路”。硅谷、航天计划、微芯片、互联网的诞生，都在为这套叙事提供现实证据。

文化层面，美国更是无孔不入——好莱坞、麦当劳、NBA、iPhone，让“美国式生活”成为全球中产的共同想象。世界越是消费美国文化，美国人越相信自己站在文明前沿：我们必须强大，因为世界需要我们；我们的制度必然成功，因为我们是“世界灯塔”。

无论是“山巅之城”的宗教使命感，还是“美国梦”的个体奋斗承诺，还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自我角色，这三个主流叙事共同构成了美国曾经的精神底座。

然而，这些框架正在迅速破碎。

宗教性的使命感淡了；美国梦被现实拆穿；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受挑战。一个靠故事维持凝聚力的国家，一旦故事崩了，后果不仅是“精神空心化”，还会连带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都开始震动。

以下内容摘编自《科技共和国》

“断线的气球”

精神荒原上的美国

我们的教育机构及更广泛的文化土壤催生了一批新型领导者，他们不仅对世界持中立或不可知的态度，更严重丧失了形成独立真实世界观的能力。这种内在信念的缺失使他们极易沦为他人谋略与设计的工具。整整一代人都面临丧失批判性思考世界及其自身定位能力的危险。

1976 年 12 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阿默斯特学院的中世纪欧洲史教授弗雷德里克·L. 谢耶特发表演讲，呼吁废除美国高等教育中曾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西方文明史》。关于这些通识课程的争论已在大学中持续数十年，在战后的 50 和 60 年代更是愈演愈烈。

问题在于，如果学习西方文明视为一种必须，那么从古代希腊和罗马，到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再到我们美国这个新共和国的实践，美国高校的本科生究竟应该学习哪一部分内容？而更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文明这个概念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内在一致性与实质内涵，从而能在教育语境中承载真实意义？

这不仅仅是关于大学生应该学习何种内容的争论，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叩问。除了能够为那些有幸入读名校者提供功成名就的机遇，大学教育的目的究竟为何？在宽容与尊重他人权利之外，我们的社会还应秉持哪些价值观念？高等教育是否应当、又该如何塑造一种集体认同，使其成为促进团结与凝聚共同目标的基石？后来参与缔造硅谷及推动计算机革命的那几代人，正是在这场对民族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大规模价值重估中成长起来的。

传统主义者认为，本科生应接触柏拉图、密尔、但丁、马克思等人的作品，以理解自由与自身的位置。许多人希望把碎片化的历史与文化构建为连贯叙事。西方传统课程支持者提出，美国在多元精英阶层中需要共同精神遗产与国家认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主张构建统一经典体系，赋予学生共同公民身份和理性共同体的意识。这套课程的价值在于，将美国异质经验熔铸为国家认同，成为一种近乎“公民宗教”。

↑但丁

反对者如谢耶特则认为，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本质上是虚构的，排斥其他文化视角。纽约大学教授阿皮亚指出，我们人为编造了雅典民主、《大宪章》、哥白尼革命等叙事，从而得出“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个人主义与理性”的结论；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不过是一种传说。

西方文明课程的式微实则已持续多年，且一直愈演愈烈。早在上述华盛顿会议召开的 10 年前，此类课程在美国高校中的主导地位便开始遭遇真正挑战。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系列的社会动荡让很多人开始质疑：我们被灌输和教授的历史，到底是谁的历史？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些课程“有些是自然消亡的，有些则是被直接扼杀的”。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在二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西方文明史》一直是该校的一门必修课。学生们可以通过阅读该课程推荐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了解到远至柏拉图和卢梭，近到马克思和阿伦特等人的思想和观点。但到了 1968 年 11 月，一个由 10 人组成的委员会（甚至包括一名哲学系本科生）决定废止这门课程。在一份报告中，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这类仿效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设置的课程已然“行将就木”。

斯坦福大学的这门课程于 1969 年被正式取消。当时该校学生报纸的一篇文章称，这是一次“黯然的退场，而轰轰烈烈的谢幕”。到了最后阶段，校园里反对取消此类传统经典必修课程的声浪已变得十分微弱，甚至几乎完全归于沉寂。

在 20 世纪下半叶，对“西方”及其历史和认同的系统性挑战，连同对美国使命过去为何、理应为何，乃至其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最终导致出现了一片思想真空。旧有知识体系的瓦解或许情有可原，但至今却仍未有任何新体系出现并取而代之。这场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大学校园、后被称为“经典之争”的论战，以及随后学术界对“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质疑，不仅是一场关于“美国认同之内涵”的争论，更是一场“美国认同是否应有任何内涵”之争。

尊重他人权利，普遍信奉以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实则都是对“美国共同归属”的一种肤浅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归属感，则需要借助于构建一套完整的叙事，阐明美国使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并解释参与这场构建共和政体的狂野而多姿的实验究竟有何重大意义。

“迷失玩具国”

放弃使命、日渐琐碎化的硅谷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整整一代人已对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或共同事业产生了怀疑。

我们的挑战在于，最具能力和最有条件打造下一代攻击体系的技术精英，恰恰也是最不愿投身于国家防务或服务于集体目标的一群人。当今硅谷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嘲笑大众对枪支与宗教的依附，但他们自己却沉溺于另一种伪装成思想的浅薄而贫乏的世俗意识形态。

当今的硅谷已明显偏离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传统，转而将重心投向消费市场，尤其是在线广告和社交媒体这些如今已占主导并限制了我们对科技潜力认知的领域。一众的创业者用各种崇高而远大的使命来包装自己，然而他们“改变世界”的口号早已因滥用而变得苍白无力。他们筹集了巨额的资金、雇佣大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最终却只能开发出一些面向现代消费者的图片分享应用和聊天界面。

当其他国家持续向前时，硅谷的许多工程师仍拒绝参与可用于军事攻击的软件项目，包括那些能够在战场上对敌人进行系统化定位清除的机器学习系统。这些工程师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社交媒体广告投放算法的优化，但绝不愿意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发软件。

↑埃隆·马斯克

例如，2019 年，微软在准备承接美国陆军的一份国防合同时遭到了内部员工的抵制。该公司原本中标向这些士兵提供用于任务规划和训练的虚拟头戴设备，然而，一些微软员工对此提出异议，并公开致信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和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我们加入微软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开发武器，”他们争辩道。

早在一年前的 2018 年 4 月，谷歌员工就曾发起过类似的抗议行动，而这最终促使公司放弃了与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续签合同。该合同涉及一个名为“梅文计划”的关键系统，可通过分析卫星及其他侦察影像，在全球范围内助力特种部队的各种任务规划和行动。超过 3000 名谷歌员工在一封致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的信中写道：“开发这项技术以协助美国政府进行军事监控，甚至可能导致致命后果，这是不可接受的。”谷歌则在当时发表声明，辩称该公司对该项目的参与仅限于“非攻击性用途”。

这种微妙且充满律师腔调的措辞，在前线急需先进软件系统保命的美国士兵和情报分析人员看来，显然过于苍白，难以令人信服。然而不到两个月，谷歌便宣布暂停参与该项目。根据当时报道，时任谷歌云业务负责人戴安·格林告诉员工，公司已决定终止与军方的进一步合作，因为“反对声浪实在太过强烈了”。员工表明了立场，管理层则做出了回应。数日后，左翼杂志《雅各宾》上的一篇文章宣称，谷歌员工成功站了出来，抵制了他们所谓对其专业才华的不当利用，这称得上是一次“反对美帝军国主义的胜利”。

我们亲眼目睹了年轻工程师们对构建数字化武器系统的抵触。对许多人来说，我们享有的安全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根本无需多做解释。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层面，这些工程师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取舍权衡的世界里。然而他们的观点，连同硅谷整整一代类似群体的认知，早已明显偏离了美国公众舆论的主流重心。

正是这种“美国精神的空心化”导致了我们目前的僵局。也正是这种“美国使命的空心化”，使我们变得越加脆弱，并持续暴露于风险之中。

硅谷这些科技奇才，他们的财富、商业帝国，乃至整个的自我价值认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有这个国家存在。没有国家提供的各种支持，就不可能有他们的崛起。然而，以建立庞大科技帝国为己任的他们，却不愿回馈这个为其成长提供保护机制、教育体系以及资本市场的国度。即便“债务”无需偿还，他们也最好能将恩情铭记于心。

西方所进行的这场民主自治实验实则非常脆弱。我们并不是在鼓吹肤浅空洞的爱国主义，我们不能以口号代替思考、以盲目崇拜掩盖对国家使命优缺点的认真反思。美国远非完美，但人们常常忘记，对那些并非出身于世袭精英阶层的人而言，这里所提供的机会仍远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诚然，我们理应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国家的民主实验设定更高的标准，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这个国家实则早已为世界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美国及其盟友若想长期保持足以制衡对手的优势，就必须推动国家与科技行业实现更加紧密的合作，在发展愿景方面建立更深的共识。持久和平的前提，往往只能来自可信的战争威慑力。

来自《科技共和国》

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著

《科技共和国》

↓点击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