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权相 明太祖）
洪武十三年，正月。
寒雾锁着南京城，秦淮河上结着冰凌，奉天殿的琉璃瓦凝着白霜，在晨光里泛着铁色。
当时的背景是，大明初立，百废待兴，功臣骄横，淮西勋贵盘根错节。朱元璋定鼎天下不过十三年，却已诛杀功臣数十，四年前罢中书省，废丞相制，将朝政大权尽收御前。
一般我们对胡惟庸的印象，多觉他跋扈专权，结党营私，似乎任何一个开国盛世，都需要一个奸佞、贪婪、不得善终的权相来衬托圣主英明。但事实上，胡惟庸并非全然如此。
李善长称其"干练能任事"，汪广洋说其"机变善应对"，连朱元璋初时也赞他"勤勉忠谨"。洪武六年间有个御史中丞刘基，曾对胡惟庸有过这般评价：
"譬之驾辕，虽非千里之驹，亦堪负重致远。"
此人虽非经天纬地之才，但若善加驾驭，本可成为治世能臣。
照此说来，其实胡惟庸很懂得韬光养晦，很明白伴君如虎的道理，他是个有手段、有野心的宰相，不甘唯唯诺诺，做个应声虫。
所以自洪武六年拜相以来，胡惟庸便广结党羽，在朝中织就一张大网，六部奏章必先呈他过目，生杀黜陟多由其定夺。
所谓权相，字面意思就是宰相权力膨胀，以至百官奏事不敢直呈御前，须经宰相府中转。甚至像史书记载那样"生死除拜，或不奏径行"。
至于胡惟庸当时是否真存不臣之心，是否如后世所言私通倭寇、密谋造反，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明人绘 胡惟庸像）
不过，这也不是最关键，因为由朱元璋主导的这场清算，很快因锦衣卫密报而雷霆发动。参与"谋逆"的官员被株连上万，以前宰相还能开府治事，自此之后，六部直接听命皇帝，相权彻底烟消云散。
清除权相的事情成功了，朝野都很震动，只有一个人很平静，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我们说当时勋贵很多，什么徐达啊，李善长啊，蓝玉啊，甚至连看似庸碌的汪广洋也算是一方势力，但实际上，真正让朱元璋寝食难安的，只有淮西集团。
胡惟庸作为淮西领袖，自然树大根深，洪武初年官员升迁多出其门，浙东、江南等文官集团，也都与他往来密切。
朱元璋就更了不得，布衣天子，开国雄主，锦衣卫、亲军都尉府都是他耳目，他深知打天下要聚人才，治天下却要防权臣。
胡惟庸在朝堂，朱元璋在深宫，这两个大明最顶端的权力者，不可避免就会产生碰撞。
只是，朱元璋虽然很想收拾权臣，但苦于多年没有合适契机。毕竟胡惟庸是他亲自提拔的宰相，清算他就等于否定自己用人眼光，在罪证没有确凿之前，朱元璋在道义和法理上不占优势，他就很难彻底根除相权。
大明初立，虽是万象更新，但最基本的法统还是要讲的。
胡惟庸此时名为宰相，是辅佐皇帝、总理阴阳的股肱之臣，说白了胡惟庸就代表朝廷体制，你朱元璋要废丞相，好，先要证明丞相制度本身有问题，再把宰相定性为乱臣，整个文官体系才能重构。
试想一下，你朱元璋的朝廷若没有丞相辅政，还怎么运转？谁来做决策？怎么平衡文武？天下人又怎么会接受一个没有宰相的政府？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师出有名。
（跋扈权相 中书左丞 胡惟庸）
现在好了，锦衣卫查获胡惟庸"谋逆"证据，这等于丞相制度与皇权公开冲突了，那么胡惟庸就变成了"窃弄威柄，包藏祸心"的乱臣了。胡惟庸成了乱臣，那我朱元璋废除丞相，则成了防微杜渐的圣君了。
对于朱元璋来说，只要有了名头，接下来一切都好办了，因为他和胡惟庸相比，权力完全处于碾压状态。
朱元璋能调动的力量，包括亲军二十六卫，还有遍布全国的卫所军，而且他还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因为朱元璋的大本营在南京，在当时，南京是帝国中枢所在，政令畅通无阻，这种优势实在是太明显。
反观胡惟庸，他的权力基础就很脆弱，完全依赖皇帝授权，文官集团看似团结，实则各怀心思，武将对文官本就心存芥蒂，最主要的是，胡惟庸只有相权，而朱元璋掌握着兵权。
相权对抗皇权，怎么对抗都是死路一条。
但谁都没想到，就是这场看似悬殊的较量，持续了整整十年。
先说结果，皇帝与权相相持于朝堂，也就是在南京紫禁城内，两股势力暗流涌动，胡惟庸方面牵连三万余人，朱元璋方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清算持续了十余年时间，最终以胡惟庸身死族灭，丞相制度永久废除告终，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那么问题来了，朱元璋是如何做到彻底铲除千年相权的呢？
成败的关键，在于一个用势。
或者说，朱元璋实在是太会用势了。
（明代典籍中的朱元璋形象）
十余年的博弈中，朱元璋其实一直在等待时机。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权跋扈，其实那都是表象。
朱元璋时而隐忍，时而敲打，有时甚至故意纵容，有好几次可以提前收网，却始终引而不发，可以说整场政治博弈，朱元璋冷静的时候居多。
看多了明朝时期的小说和戏曲，我们总是会先入为主地把朱元璋、胡惟庸简单划分为明君奸臣，认为正义战胜邪恶是应该的，皇权压制相权是必然的，专制加强是历史趋势。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有必然规律。
但是很可惜，历史不是剧本，也不能假设，历史很复杂。
朱元璋在整治胡惟庸时那叫一个耐心啊，有时候连太子朱标都看不下去了，想要劝谏父亲适可而止，想要缓和局势，于是他就去找老师宋濂商议，跟宋濂说要不要去劝劝父皇。
宋濂说，殿下啊，我知道你仁厚，但是你想一想，相权坐大已非一日，根除也要循序渐进。现在皇上引而不发，就是在等最佳时机。政治斗争比拼的就是定力，你先动了，就可能打草惊蛇，你要是不动，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而且，越是这种僵持阶段，就越有可能出现转机。
在最平静的时候，往往是风暴最近的时候，这就好像猎人捕猎，可能已经跟踪猎物很久了，到最后时刻，猎人肯定特别谨慎，这个时候贸然出击肯定前功尽弃，但是，就是在这最后时刻，其实恰恰是猎物最松懈的时机。宋濂作为太子师，他已经看透了，这场斗争的本质就是弈棋，胜负往往在双方都以为还能周旋的时候突然分晓。
朱元璋还有另外一个谋士，名字叫做刘基，他早年的提醒也很关键。
（神机妙算 御史中丞 刘基）
刘基曾言，治权相，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打草惊蛇，而应该育势，采用温水煮蛙的方式削弱相权，同时培植新的制衡力量。
刘基还建议，整治权臣，要时不时敲打其党羽，要用这些小动作来试探反应，胡党成员被查办时，咱们就可以观察其应对。
刘基又建议，与权臣周旋，比如对方得寸进尺，我方不要立即反击，他白天嚣张跋扈，晚上咱们就收集罪证，趁着他得意忘形，疏于防范，一定能抓住把柄。
您看，刘基也是个奇才，他甚至为朱元璋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育势，是蓄力；试探，是借力；收集，是发力。什么是力？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天威，刘基把天威酝酿到了极致，朱元璋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最后，胡惟庸阵营里有个叫做涂节的御史，见势不妙，为了自保，反正因为种种原因吧，他在胡党中待不下去了，所以向朱元璋告发，并且提供了关键证据，那就是胡惟庸确实有结党营私、欺君罔上的行为。
这权力就像美酒，喝多了总要醉人，政治斗争斗的是什么？斗的是皇帝的耐心，斗的是权臣的野心，斗的是党羽的忠心，斗的也是时机，是证据，是法理，是人心向背。
朱元璋一听，等的就是这一刻，立即发动锦衣卫，给了胡惟庸集团致命一击。
什么叫做会用势？就是该隐忍的时候，你能沉得住气，该出手的时候，你能毫不留情，并且不动则已，一动必中，可以精准把握时机，这就说明朱元璋真不是寻常帝王，他在胡惟庸案中的胜利靠的绝不是运气，不是凑巧了，而是老谋深算的智慧，以及洞若观火的判断。
如果非说朱元璋是幸运的，也不是不可以，那他幸运就幸运在，他本人极会用势，而他的对手胡惟庸，极其的不会审时度势。
胡惟庸帐下的谋士如陈宁等人劝他及早收手，应该急流勇退，就这么致仕还乡，或许还能保全性命，胡惟庸不听，他非要听死党的怂恿继续专权。
（涂节告发 胡党覆灭）
涂节没告发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征兆，有人跟胡惟庸说，皇上最近频频召见锦衣卫指挥使，咱们结党营私的事情恐怕已经暴露，这个时候咱应该立即上书请罪，或许还能从轻发落，到时候咱们交出部分权力，主动裁撤党羽，或许还能保住富贵。
结果胡惟庸说，不必惊慌，皇上还要靠我治理天下。
事实上大明初年，能人辈出，胡惟庸身边不乏明智之士，只是，胡惟庸能聚势而不能审势，一下子这格局就被朱元璋比下去了。
做帝王的，你可以不识字，不懂经，甚至不会写诗，但你一定要会审时度势。
把势研究明白了，一切就都明白了。
读史书到此处，不禁感叹呐，这历史啊，总爱在转折处埋下深刻的教训，胡惟庸拼尽全力经营的相权，没有成就权臣传奇，反而造就了另外一个专制高峰。因为会用势，朱元璋完成了千年相制的终结，开启了他理想中的绝对皇权，可是当多年后内阁制度悄然成形时，朱元璋若地下有知，终将明白，精明的驭权者，说到底也不过是更高明的历史规律手中的一枚棋子。
到底是谁驾驭了谁？到底是谁改变了谁？
历史无言，只有斑驳的史料，在静静诉说着当年的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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