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17日上午十点，天津体育场外人声鼎沸，很多市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感受“严打”行动的震慑力。几辆押解车驶入，车厢最隐蔽的位置里，25岁的朱国华低着头。他的身份证上，还能看到“朱德之孙”四个醒目的字样，而此刻，这个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保护。
时间拨回三年前。1980年夏天，天津铁路局迎来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子弟，朱国华名列其中。父亲朱琦突发心梗去世后，他顶替进了这家铁饭碗单位。那时同事们的印象很简单：沉默寡言，爱画画，偶尔削几块木头做小板凳，似乎跟“高干子弟”这几个字并不沾边。
可同事看不到的夜生活，正一步步拉他滑向深渊。改革开放初期的都市里，舞厅、卡座、家庭派对像雨后春笋冒出。朱国华家虽不奢华，却足够宽敞，于是成了圈子里默认的聚会点。纸牌输赢、真心话大冒险、酒精和暧昧混杂，边界在欢笑中一次次被打破。
1982年冬，有女孩报警，称在朱国华家遭到性侵。天津公安局介入时，涉案的并非朱国华一人。几名成天混迹一起的高干子弟慌了神，彼此推诿责任。有人看中朱国华的特殊背景，指望他“顶雷”。“你爷爷是元帅，法院不敢动你。”这一句私下的话，很快在案卷中变成了扎在他身上的最重一根稻草。
1983年8月，全国范围内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正式展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流氓罪、强奸罪中的主犯可“快审快决”，情节恶劣者适用死刑。天津检方在收到材料后，认定朱国华不仅多次组织猥亵、强奸，还存在以暴力威胁阻碍受害人报案的情形，性质恶劣。
一周的庭审转瞬即逝。受害者证言、物证、口供形成闭合链条，朱国华的辩护律师只争取到最后一句话的机会：“被告人认罪。”判决书落槌那刻，旁听席里传来抽气声。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结果第一时间被送到北京。邓小平考虑到朱德家属的感受，让工作人员带着卷宗登门向康克清通报。那天是9月14日，天气闷热。康克清戴着老花镜，读完判决书，只留下一句：“法律面前无例外，签字吧。”她的毛笔字一向柔中带刚，“同意”两字写得干脆。
第二天，她照常参加全国妇联的调研活动。刚上车，警卫忍不住轻声询问：“首长，您……还好吧？”康克清摆手：“国华走到这一步怪不得别人，家里谁也别去托人情。”语气平静，却透着难掩的痛惜。那一刻，她既是开国元帅的夫人，也是失孙的普通老人。
9月17日凌晨，朱国华在看守所填写“悔罪书”，字写得歪歪扭扭，“我给朱家抹黑，给受害人带来伤害，请求枪决。”七点，他吃完最后一份早饭——两个馒头、半碗稀粥。八点整，行刑命令下达，警车出发。
体育场枪声落定，有观众红着眼说：“谁还能再藉口身份？”当天《天津日报》用半版篇幅公布案件详情：8名女性被强奸、4起强奸未遂、7名被玩弄、6人遭威胁。数字冰冷，却让许多家庭的创痛有处归档。
有人替朱国华叫屈，称同伙把锅都甩给了他。确实，庭审中另几名被告多次把“策划”“主导”字眼往他身上推。但在那场运动里，量刑重到“严惩一切”，一旦被认定为主犯，结局很难改写，何况案件证据并非空穴来风。
天津街头很快恢复往日烟火气。可在北京西山的一处院落，康克清依旧操持家务，偶尔给远在外地的几个孙辈写信：“行事要记国华的教训，做人先守法。”语句不多，却句句敲在心口。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风暴之后，法律条款也在调整。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订案，删除“流氓罪”独立名称，将相关行为分拆至强奸、聚众淫乱等条，立法越发细化。可对当年的当事人来说，无论条文如何演变，已经无法改变1983年那声枪响。
朱国华的故事被媒体一次次提起，常有人追问：如果没有“严打”，他是否会被判更轻？答案没人可以给出。然而法治建设的曲折道路，就像铁路上的道岔，错过转弯便驶向不同的远方。对普通人而言，这段往事是一纸判例；对康克清而言，却是晚年最沉重的一封家书。
多年后整理旧物，家人发现一张发黄的相片：朱国华十六岁，坐在朱德膝旁，抬头傻笑。相片背面是朱德工整的小字：“国华长进，勿忘做人根本。”命运的讽刺感扑面而来。曾经的叮咛没有拦住他，也提醒后人，一切特权若不能自律，终归会被法网割裂。
枪响过后，天津的秋天依旧风起叶落。没有人再谈“王子犯法”是否真的“与庶民同罪”，因为那一天，答案已写在冰冷的刑场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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