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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滚！现在就滚！”女人尖利的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锥子，扎进四十岁男人的耳膜里，连着他脑子里那根名为“尊严”的筋，狠狠地绞了一下。
“滚就滚！李秀梅，你给老子记住今天的话！”张国栋的眼睛红得像刚屠过宰的牛，他指着妻子的鼻子，唾沫星子喷得像夏天的急雨，“我张国栋要是再踏进这个家门半步，就不是你男人，是你孙子！”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女人抱着胳膊，冷笑一声，那笑声里淬着冰碴子，“门在那儿，没人拦着你！你那点破面子，就够你喝西北风了！”
哐当一声巨响，不是门，是桌上的那只大海碗，张国栋亲手做的酱香排骨连着浓稠的汤汁，在地上炸开一朵油腻腻的、棕褐色的花。他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门被他用尽全身力气戴上，发出垂死般的呻吟。
一
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铁龙，在鲁南平原上慢吞吞地爬行。窗外的景象是一成不变的绿，玉米秆子和杨树林子被拉扯成模糊的色块，死气沉沉地向后退去。张国栋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那股子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像极了他在南方工地上闻了一年的气味。他的鼻腔里，似乎永远都塞满了这种属于底层和汗水的、辛辣的、让人沮丧的味道。
他从那个家里逃出来，整整一年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夜，像三百六十五块粗粝的石头，把他心里那点仅存的温情都磨成了冰冷的粉末。
他现在是一个四十二岁的、面目模糊的建筑工人，皮肤被南方的毒太阳晒成了酱黑色，手上布满了水泥和钢筋留下的疤痕，像一张龟裂的地图。工友们都喊他“老张”，或者“山东”，没人知道他的全名，更没人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小饭馆的老板，一个能把一块平平无奇的面团，揉捏出万千花样的“手艺人”。
那种身份的荣光，连同他的饭馆，一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萧条给活埋了。
他记得那天，他摔门而出，身上只带了三百多块钱和一包皱巴巴的烟。他没去任何亲戚朋友家，他张国栋丢不起那个人。他一路向南，像一头受了伤却不肯倒下的野兽，凭着一股子“老子没错”的狠劲，把自己扔进了最苦最累的建筑工地。他以为，凭他这身牛一样的力气，总能混出个人样来。他要挣大钱，开着小轿车，衣锦还乡，把一沓崭新的钞票，像耳光一样甩在李秀梅的脸上。他要让她看看，她骂走的男人，到底是不是窝囊废。
可现实是一记更响亮的耳光。他不是什么包工头，也不是什么技术大拿，他只是一个卖力气的。汗水流得像夏天不要钱的雨，换来的钱却薄得像蝉翼。一年下来，除去吃喝和偶尔喝的闷酒，他手里只攒下了五万三千块钱。
这笔钱，在他幻想的剧本里，连个开场都撑不起来。
挫败感像潮湿的霉菌，在他心里的每一个角落疯狂滋生。他开始恨，恨那场该死的萧条，恨那些吃白食的狐朋狗友，但最恨的，还是李秀梅。他觉得是她的那句“你算什么男人”，那句“我真是瞎了眼”，像一把淬了毒的刀，捅穿了他作为山东汉子最后的铠甲。他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那个不再崇拜他、甚至敢于鄙视他的女人，归咎于那段让他颜面尽失的婚姻。
工地上的一个“老江湖”拍着他的肩膀，嘴里喷着酒气说：“老张，听兄弟一句劝。女人嘛，天底下的女人多得是！你家那个，把你当驴使唤的时候觉得你好，你一歇脚，她就嫌你碍眼。这种婆娘，离了，是给你腾地方，让你奔更好的前程去！”
这些话像一把野火，点燃了张国栋心里早已枯黄的草。是啊，何必呢？何必在深夜里，对着手机里那张褪了色的全家福，一边思念一边怨恨，把自己折磨得像个疯子？一刀两断，对谁都好。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摁不下去了。他用了一个月工资，找了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律师，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的内容简单粗暴：儿子归女方，他一次性支付五万元作为抚养费，从此两不相欠，再无瓜葛。
他把那份打印得整整齐齐的协议书，和那五万块钱用牛皮纸袋包好，一同塞进一个崭新的黑色公文包里。这个包，是他特意花两百块钱买的，他觉得这像是一种仪式。他不再是那个狼狈出逃的酒鬼，他是一个回来做个了断的、冷静的、甚至带点成功的男人。
火车“况且况且”地响着，像是在为他这趟决绝的归途，敲打着冷酷的节拍。他反复在脑子里预演着即将到来的那一幕：他，张国栋，推开门，在李秀梅和已经长大的儿子惊愕的目光中，一言不发地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抽出离婚协议和那沓钱，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的语气说：“签了吧。钱你拿着，以后别再说我张国栋亏待了你们娘俩。”
然后，他会转身就走，留下一个决绝的、伟岸的背影。他要让她后悔，让她知道，她失去的是一个多么有骨气的男人。
想到这里，张国栋的嘴角，竟然浮起一丝扭曲的、报复性的快感。他攥紧了那个公文包，仿佛攥住了自己失落了一整年的尊严。
二
县城还是那个灰扑扑的老样子。火车站前广场上，三轮车夫们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空气里飘散着烤红薯的甜香和劣质汽油的呛味。张国栋没有坐车，他选择步行。他需要这段路来酝酿情绪，把他内心最后一点点近乡情怯的软弱，彻底碾碎。
那条通往他家的路，他闭着眼睛都能走。路边的“王记杂货铺”换成了“快递驿站”，当年他和儿子最爱去的那家“老兵烧烤”也关了门，卷帘门上贴满了治疗牛皮癣的小广告。一切都在变，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终于，那栋熟悉的六层红砖楼出现在视野里。像一头沉默的、衰老的巨兽，趴在那里。他家在四楼，朝南的那一户。他抬起头，仰望着那扇紧闭的窗户，心脏没来由地狂跳起来，像揣了一只扑腾的野鸽子。
他想起了一年前，他就是从那扇窗户下，头也不回地走掉的。
一丝犹豫，像一条冰冷的蛇，从他的脚底爬上来。他会不会已经搬走了？她看到我会是什么反应？儿子……儿子现在该有多高了？
不！张国栋狠狠地摇了摇头，把这些懦弱的念头甩出去。他对自己说，张国栋，你是个爷们儿，爷们儿一言九鼎。今天来，就是为了断个干净。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尘土和初冬的寒意，他迈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那个黑暗的、散发着潮湿霉味的楼道。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他只能摸索着往上走。皮鞋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咯、咯、咯”的空洞回响，像是在给他倒计时。
四楼。他站在那扇熟悉的、漆皮有些剥落的防盗门前。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擂鼓一样，一下一下，砸在他的胸膛上。他把那个沉甸甸的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哆哆嗦嗦地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把钥匙。
那把钥匙，在他口袋里揣了一年，已经被他的体温和汗水浸润得光滑油亮。它曾经是这个家的象征，是归属的凭证。而现在，它只是他用来开启终结的工具。
他闭上眼睛，把钥匙插进锁孔。锁孔里似乎有些涩，他用力一拧。
“咔哒。”一声轻响。
门开了。
他没有立刻推门，而是把手停在门把手上。他想象着门后那个冷清的、积满灰尘的、毫无生气的家。也许李秀梅不在，也许她正在和邻居打麻将，或者在超市里对着顾客强颜欢笑。
他用尽力气，把门向里推开了一条缝。
就在门缝被推开的那一瞬间，张国栋整个人都僵住了，像一尊被雷劈中的石像。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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