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把过去和当下连接起来，让人产生新的思考，获得具有改变性的顿悟——顿悟往往发生在过去与当下交叠冲撞的时刻。”张悦然说。
我们从文学谈起何为“重逢”，也谈起那些思考如何缓缓落回她的生命观察与体验中。
“我想人与人的失散其实是很自然的事，重逢的前提是有失散、有隔绝，没有感受这个过程，就谈不上真正的重逢。”
笔暂时放下，但故事没有离开
谈起去年出版的作品《天鹅旅馆》，张悦然像是重新推开了一扇被时间封存的门。
《天鹅旅馆》的起点，是她多年以前的一篇中篇小说——一个贪腐官员落马，昔日手握权力的主人沦为需要隐藏身份，甚至无法坦然做母亲的弱者，而原本处于边缘的家中保姆，却在这场权力坍塌中意外走到舞台中央，获得了掌控局面的可能。故事在小说里暂时结束，但却没有从张悦然的生活中离开。多年后，她和朋友重新聊起这篇旧作，谈话间偶然激起的灵感火花，照亮了一条回到故事内部的路径——她意识到，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走到它应当去的地方。“很多作品发表了，但并不代表真正完成。一个作家如果能再次进入过去的作品，用现在的思考去和当时的故事对话，会产生新的碰撞。”
她很熟悉这样的文学创作方式，作品并不在落笔的某一刻真正结束，而是会留下契机，并在未来某个时刻，以一种新的面貌邀作者重新走入。张悦然为《天鹅旅馆》找到了新的女性角色。“保姆的身份很特殊，她们的生活仿佛被缩小在别人的房子里——是在‘房子内部的房子’里，无法完全舒展自我。她们知道的，比她们能表达的更多。”因此，张悦然也找到了作品真正的主题：权力震荡下身份的坍塌与重新建立、女性之间复杂而细腻的关系，以及关注与保姆类似“在房子内部的房子里”的，被边缘化又顽强生活的人们。
在她的阐释里，创作的过程并非纯粹向前，更像不断回望、不断重新“打开门”的动作。事实上，她不抗拒，反而喜欢这种再次走进作品的感觉，其中也包括与不同媒介形式下的作品再度相逢——跨越文字边界，与影像相遇。张悦然几年前的小说作品《大乔小乔》在电影与电视剧集两条路上被重新塑造，电影《乔妍的心事》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而剧集《许我耀眼》则是近期播放量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剧集。
作为原著作者，张悦然参与了电影的部分编剧工作，在她看来，不同媒介有其自身的规律，小说的尊严恰恰在于它拥有无法被完全移植的独特性——那些幽微的内心活动、隐秘的情绪流动，是文字表达独有的阵地；而影视改编的价值，在于为故事赋予新的生命力，小说中被动压抑的主人公可能变得积极主动，文字里难以言说的心思，又能够通过镜头语言设计与情节冲突外化呈现。
观看改编作品时，她总会生出奇妙的感受，那些熟悉的对话、熟悉的内核，包裹在陌生的叙事形态里，像与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重逢。“当演员说出你写过的对话时，你会觉得极其熟悉；但下一秒，你可能又觉得刚认识他。”张悦然说。
时间流过，女性的看见与隐没
张悦然过往的许多作品，从《十爱》《誓鸟》到《茧》等，故事中的男性与女性往往带着吸引力，有着近乎魅魔式的存在感，而《天鹅旅馆》中，人物的魅力感被收束了，沉了下来，语言变得更克制、透明，不再以修辞主导文本美感，而是让人物的命运自己发光。
“女性在自己的阶级中其实是不稳定的，是飘摇的。”张悦然说，“正因为这种飘摇，她们更容易换位思考，更容易与他人达成谅解。”《天鹅旅馆》中几位身份、境遇迥异的女性角色，尽管人设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却都被塑造得各有尊严与可爱之处。
她第一次如此大量地书写女性在权力震荡中展现出的微妙关系，带着游离感的连接性。新的女性角色浮现出来，新的女性间群体关系形态呈现出来——是柔软的、开放的、彼此怀疑又彼此支撑的……故事真正地被完成了。
也许，《天鹅旅馆》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重逢。
谈到与女性身份有关的思考，张悦然认为自己在成为母亲之前与之后的理解大为不同，“我和母亲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起点”，写作的某些部分也因此被重新照亮。她开始更敏锐地察觉到女性身份的多重性：是女儿、是母亲、是老师、是写作者、是旁观者……
而大学老师的身份，也让张悦然在教学中不断重新认识女性间的关系。她的学生——那些年轻的女性写作者们，在她身边成长着，常与她讨论写作、讨论困惑。“女性师生关系在中国几乎没有被书写过，它是一个新型的关系。”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绝对的权威关系，没有传统教师那种“毋庸置疑”的自信，而是一种更接近同行、照拂、互相支持的状态。有时，也包含姐妹或母女般的情感投射。
在张悦然的生命经验中，写作使一切更加紧密相连，无论是女性之间的关系、循环往复的时间，抑或是文学本身。
她曾一手创办的《鲤》在去年复刊，从 2008 年 6 月第 1 辑《鲤·孤独》到如今最新一期的《鲤·想象的渐近线》，很多人对《鲤》的情感是复杂的——它影响过一代人对于文学的观看与想象，并在此后，在时间线上不断循环、重复、再相遇。就像她曾经在《鲤·我去二OOO 年》中写过的一篇卷首语所描述的——“更重要的是，任何过去的时间从未真正闭合。它敞着口，等待接纳一份遥远的祝福。”那是一种等待重逢的感受，而我们终于等到了它。
《时装 L'OFFICIEL》：聊到 “重逢” 这个主题，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
张悦然：很巧，我前段时间刚写了一篇叫《重逢》的短篇小说。重逢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母题。很多小说都围绕“重逢”展开——俄罗斯文学里有不少重逢故事，比如纳博科夫的《菲雅尔塔的春天》里，重逢是循环往复的，不能有占有欲，一旦想要占有，可能就会迎来最终的告别；古希腊戏剧里的重逢总是伴随着故人的彼此相认，相认需要信物作为凭借，在那里，重逢的意义在于回到过去的秩序。在那里，重逢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而是具有伦理意义的大事。
北岛有一句诗，“重逢永远比告别少一次”，重逢与告别，是相伴相生的，享受重逢，就要接受告别，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O：那你写《重逢》这篇小说时，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考？
张悦然：小说里探讨了重逢的不同观念和意义，也想追问重逢是否有必然性。比如两个人失散十几年后重逢，我们总愿意赋予这种重逢某种具有因果性的意义，觉得是“未完成的事”在牵引，但重逢也可能是很随意的事。其实每一次重逢里，都包含着 “无限循环”“回归秩序” 等不同维度的含义，就像推开不同的门去探索，很有意思。
'O：从你的个人生命经验来看，有过让你感慨的重逢经历吗？
张悦然：我有个幼儿园时期结识的朋友，我们失散过很多次却又神奇地找到了彼此。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很容易能留下联系方式、找到对方，年轻一代或许可能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失散，但重逢的喜悦也没那么强烈了。
'O：某种程度上，《鲤》算得上是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你为什么会决定复刊？
张悦然：现在的文学杂志确实变得更少了，也离读者越来越远了。但我觉得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可以去表达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且连续的思考。现在各种新媒体的方式如果保持更深的思考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杂志还是能保持这种表达，所以只要可以继续去做，我是想把《鲤》做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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