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的广州清晨，珠江边雾气未散，林若站在省委大院里，看着远处正在打桩的工地。改革的序幕刚拉开，广东需要一个敢闯的人，而这位出身潮安农家的书记，已默默在心里给自己列好了一张“不能做”的清单：不能铺张，不能搞特权，不能让家人搭“顺风车”。
林若1924年10月出生，早年在梅州东山中学读书时，喜欢把日军侵华的旧闻剪下来贴在宿舍墙上。老师劝他“专心功课”，他却回一句：“国家都摇摇晃晃，念书有啥底气？”这种急迫感把他推向东江游击区。1945年5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考入中山大学，白天上课，晚上给同学讲抗日救亡形势，连校门口的饭馆老板都常来旁听。
两年后身份暴露，他转入东江第二支队当教导员，再到粤赣湘边纵队负责政治工作。1949年春，他带着地方干部为陈赓部队探路，从湖南翻山越岭进入粤北。那段日夜兼程的行军，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时间拖不起，广东的群众等着解放呢。”同僚记下这一句，后来挂在了办公室墙上。
建国后林若留在广东，先在肇庆、韶关一带搞土改。听说一个村干部暗中吃回扣，他当晚就住进那干部家，边聊天边翻账本，直到对方把全部赃款交公。村里老人回忆：“他来三天，没带一兵一卒，村风却变了。”这种办事风格，为他日后主持全省工作埋下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要在广东跑出“先行一步”的速度。1985年，任仲夷身体吃紧，中央组织部把林若调到“第一台阶”位置。对比当时流行的警车开道和摩托车护送，林若坚持集体面包车。司机碰上塞车，他也不催，一边掏出纸笔记录路边厂房的空置率，一边问身旁工作人员：“堵就堵吧，正好看看真实交通量。”
1988年初夏，王光美陪同调研组到广州。听说林若常年住在八十年代初配的旧宿舍楼，她随口提议：“去老林家坐坐吧，向他学习。”消息传到省委，秘书想安排，但林若摆手拒了，“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就不添麻烦。”秘书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第二天，王光美依旧拐进那片宿舍区。粗灰粉墙上爬满爬山虎，她笑问门口值班员：“林书记在家吗？”里屋传出一句：“进来吧，屋子小，别介意。”客厅只有拼补过的木沙发、几张藤椅，一盏老式吊灯晃着光。王光美半开玩笑：“老林，你这家具还能再战十年？”林若回答：“坏了再修，修不好再说。”对话不过几十秒，却在随行干部中炸开：省里“一把手”连招待客人的新沙发都舍不得买。
林若对子女同样立规矩。三个儿子，一个在东莞企业当技术骨干，一个在高校教理论经济，最小的做建筑设计。组织部门两度抛来“调行政岗位”的橄榄枝，都被谢绝。邻居打趣小儿子：“你爸当书记，你却挤公交上班，不累？”小儿子回一句：“累点儿心安。”这份戒律延续至今，街坊提起林家，总会补一句“从没见开过小灶”。
省里搞基础设施建设时，有人递条子求指标。林若把条子拍回去：“公共工程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谁也别想截胡。”工程完工，他没去剪彩，而是出差沿海县查看排污情况。有人不解，他只说：“搞经济不能再欠生态账。”
值得一提的是，林若对外资也有明确“红线”。外商宴请选在豪华酒店，他坚持把约谈地点挪到简易接待室。谈成项目后，合同条款第一条就是环保标准。参与谈判的翻译事后回忆：“外商原打算送他一块名表，他直接挡了回去。”
1991年，林若主动提出退居二线。临离任前，他在干部会议上讲了句颇具潮汕味的口头禅：“船要过海，船头换人很正常。”没有煽情，没有豪言。档案室里保存的一张发黄笔记纸，记录着他最后的工作安排：扶贫、治污、干部教育，三件事，没有标点。
退休后的林若搬回潮安老宅，种树、读书、写回忆录。地方政府想为他修纪念馆，被他婉拒：“人还活着，哪来纪念馆？”几年后，有关部门再次征求意见，他笑说：“等我百年后再研究吧。”目前那片老宅仍是民居，门口挂着小牌：非对外开放。
在广东省委历任书记中，林若的名字不算最响亮，却留下了一组难得的数据：任内审批的特批用地减少40%，公务接待费用压至全省最低；更少有人注意的是，他卸任时，三个儿子仍旧挤在人群上班，依旧是普通职员的工资条。简陋客厅里的那套木沙发，如今被孙辈刷了清漆，依旧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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