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清明前夕，一场普通的乡村葬礼在河北平原举行。吴家老母的灵柩停在院子中央，鞭炮硝烟混着春雨的潮气，弥散在矮墙间。来吊唁的乡亲们一边抹泪，一边感叹老吴家坎坷——家里那位自十六岁就动弹不得的小闺女，还得靠姐姐继续伺候。谁也想不到，这场丧事成为一个荒诞剧的序幕。
追溯更早，1994年，吴桂英高二未读完，忽说腿脚麻木。那年她十六，正是爱美又怕吃苦的年纪。镇卫生院诊断不出病因，父母东拼西凑带她跑了市里多家医院，结果都称“疑似神经功能紊乱”，又说需要静养。就这么一躺，竟成了二十年。
村里人习惯日出而作，谁家若有病号，左邻右舍多半伸把手。吴家靠地里收成糊口，却硬是挤出钱给小闺女买药、雇车看病。桂英父亲常说：“娃要紧，地少收点没啥。”话虽朴素，却掏空了积蓄。母亲终日守在炕沿喂水端饭，时间久了，手腕都磨起老茧。
2008年母亲离世，照顾桂英的担子落到姐姐桂令肩上。那时桂令三十出头，女儿刚满四岁，丈夫在砖窑做小工，收入微薄。外人劝她把妹妹送养老院，她摆手，“娘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我别撂下她。”这句承诺，让原本紧巴的日子更像拉锯。
2012年前后，村道硬化，外出务工的人多了，桂令仍留在家里。天亮要送孩子上学，午间赶回家喂药翻身，晚上再下地收拾自留田。她常笑说自己是两头跑的陀螺，邻居心疼，送来自家鸡蛋蔬菜。也有人窃窃私语：妹妹躺这么久，能好么？然而谁也没去深究。
转折发生在2016年的一个傍晚。桂令挑完水，顺手把木桶放在窗台，余光扫到妹房的玻璃，一道人影正慢悠悠踱步。她心头骤跳，推门却见桂英闭目平躺，呼吸均匀，好似什么都没发生。那一刻，她怀疑自己太累产生幻觉。
可疑影像随后三次出现，间隔或长或短。桂令跟丈夫说起此事，男人倒也镇定：“是不是野猫钻窗子？”话虽如此，他夜里躲在院角守了几回，毫无收获。日子像被鼠标拖到暂停键，表面平静，暗底波涛。
真正的爆点源自孩子。2017年初秋，放学的小姑娘冲进灶间，脸色惨白：“妈，小姨走路了！”这一嗓子撕破了所有沉默。桂令冲到房里，只看见妹妹半坐靠枕，表情茫然。“你吓孩子干啥？”桂英语气带火。对话落空，两姊妹的信任也出现裂缝。
有意思的是，桂令并未立刻摊牌。她与丈夫合计，索性装台监控试试看。设备买来悄悄嵌在梁上，红灯极弱，夜里根本察觉不到。录像第一周，除了桂令送饭、女儿探头，没别的变化。第二周周末凌晨两点半，画面突然活了——
桂英掀被，下床，先原地转圈活动脚腕，再摸黑去柜子拿饼干，随后靠窗伸懒腰，动作流畅，分毫不像病人。录了十分钟，她又躺回原位，用手把双腿摆好，盖被，闭眼。看到这一幕，桂令只觉后脖子冒凉气。
“既然都看到了，你还装？”次日午后，她把监控截图甩在妹妹面前。桂英嘴唇哆嗦，却仍辩解：“那不是我。”丈夫插句话：“连痣的位置都清楚，别折腾了。”沉默良久，桂英的肩膀塌下来，一股脑把往事抖了出来。
1994年那场“病”，源自一次家庭争吵。父母逼她重返课堂，她赌气装瘸，本想两三天就收场。父母急成热锅蚂蚁，她却发现“被照顾”竟如此舒服。医生说可能是神经性障碍，她顺势装得更像。时间一久，自己也陷进角色，害怕露馅，干脆长期卧床。
桂英说这段话时，眼神闪烁不定：“我就是想让家里养我。”一句话，把二十年姐姐的辛劳、父母的债务、女儿的恐惧，全推入深渊。桂令没有哭，只淡淡吐出一句：“人可以懒，但不能坏良心。”
村里炸开了锅。有人责怪桂英不孝，也有人嘲笑吴家太老实。诊所医生复查后明确：肌肉轻度萎缩，休养几月即可恢复。消息传来，桂英再无借口。姐姐拿着账本让她看——二十年医疗路费足够在县里买套房。说到底，所有代价都由善良亲人买单。
值得一提的是，桂英并未被赶出家门。桂令让她学缝纫，给她安排在镇里一家作坊做辅助工，月薪不高，却足够维生。第一次领工资，桂英把皱巴巴的一百元递给姐姐，小声说：“替我交伙食。”声音发颤，却是真实的开始。
尘埃落定后，吴家院子依旧升起炊烟，只是每到饭点，再无“茶来伸手”的呼唤。桂英拄着拐杖练行走，小姑娘在旁边拍手助威。有人问桂令悔不悔，她摇头：“家是家，不是法庭。事已至此，总得往前过。”
这桩二十年的假瘫故事像一面镜子，映出人性软肋——惰性。靠山吃山容易，把自己埋进被窝更容易。可任何“容易”都附带隐形账单，时间终会来收取滞纳金。对吴家而言，二十年的损耗无法追回，对桂英而言，错失的青春也难补。但求今后余生，她不再躺着把自己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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