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战场
七、八年前，朱枫同朱曦光从上海向桂林新知书店运送纸张和书籍时，曾走海路绕道广东，在香港作过短暂的停留。
如今，这个华洋杂处的英属殖民地、光怪陆离的“自由港”,随着中国大陆上解放战争 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已成为一个特殊的中间地带和 斗争前沿，政治局面变得非常复杂和诡谲。
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和反蒋派别纷纷进入香港并向中共靠拢，寻求支持和帮助，寄 希望于同共产党的合作；另一方面，国统区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也 开始向香港逃亡，国民党的各类特工机关加紧了在香港的侦察、监视 和破坏活动，为他们自己及其主子安排后路。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加强了香港方面的工作。潘汉年1946年9 月即从上海来港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7年初，上海局派年轻党员万景光利用其在港的社会关系建立了联络点，以跑马地摩利臣山道26 号作为上海局驻港办事处。
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上海局执行中央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总 结党在蒋管区的工作经验，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战斗力，在香港设 点分片举办了十多期学习班，轮流培训了数以千计来自沪、宁、汉、 中南、西南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地党员干部。
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 负责起草的《南京建党工作总结》和她所作的题为《公开工作与秘密 工作》的经验介绍，也在学习班上推广交流，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48年4月，新知书店香港分 店开张那天，邵荃麟代表中共香港工委前来指导，沈钧儒、马叙伦、 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在港知名人士纷纷赠送条幅表示祝贺。
郭老的赠诗曾传诵一时：
焚书今日不要火，杀儒今日无需坑。
不久，周恩来副主席致电香港工委，要求生活、读书、新知三家革命 书店集中人力、物力，尽快进入解放区。
为贯彻中央指示，香港工委 决定三家兄弟书店全面合并，正式成立“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48年10月26日，“三联书店”召开成立大会，从桂林后期就负责新 知总店工作的沈静芷，入选新成立的管理委员会，出任三联副总经理。 半个月后，他带领三联的部分同志离开香港，远赴东北解放区。
就在沈静芷离港前的那天晚上，他和夫人戴琇虹一起去尖沙咀看 望老领导徐雪寒，因为那时在华东局做财经工作的雪寒同志常来往于 华东解放区和上海、香港之间，他的夫人朱光熙和老母亲也从上海转移到了香港。
沈静芷来徐家的时候，徐大哥已离港北上，却意外地见 到了分别多时的老同事朱枫。战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当晚，他们 谈了很久才分手。
第二天一早，沈静芷夫妇还没有出门登程，朱枫就 赶到他们在九龙乐道的住处来送别，还特地带来了她连夜编织的一双 毛线袜。
她将毛线袜递给沈静芷的时候，说：
“香港的天气都冷了，昨晚我看你衣服单薄，想到你们去的东北， 该是冰天雪地了，保暖很重要，连夜赶织了这双毛线袜送给你。”
“朱大姐……”望着朱枫因熬夜有些发黑的眼圈，沈静芷感激得 不知说什么才好。
1938年在武汉加入“新知”时就认识朱枫的他，手 里攥着那双既厚实又温暖的毛线袜，心里却在念叨：“这里面编织的 可全是大姐的心意呀!”
从桂林到重庆，从新知办事处到珠江食品店， 现在又从上海到了香港……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朱枫总是把 集体利益和关心他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作为“新知”领导者的沈 静芷，是深深了解朱大姐的人品和才干的。这双朱枫亲手编织的毛线 袜，跟随他到了东北解放区，又跟随他进了北京城，度过一个又一个 寒冬，修修补补穿了许多年，也舍不得将它丢弃。
有关朱枫在香港工作的情景，也保存在她的两个老朋友、十年前 在浙江金华就结识的张一之和夏云夫妇的记忆里。
张一之(又名张毕 来),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红学家”,解放后 任全国政协常委。1939年初他和华云游奉中共浙江省委之命协助李友 邦建立抗日武装“台湾义勇队”,他的爱人夏云，刚从皖南新四军教 导总队八队受训毕业，也调来金华担任“台少团”的辅导员，成了朱 倬的老师。他们在那里工作到1940年底离开，同朱枫阔别多年以后， 又在香港不期而遇了。
张一之在《忆朱枫同志》中这样记叙他同朱枫的“意外”相见：
1949年春天，我从南宁到香港，邵荃麟同志叫我在香 港等着去上海。后来，他自己要去北京，把我交给了张铁生 同志，让铁生同志送我去解放区。
我等了好久，始终没有 机会，心里很着急。我住在九龙，有一天一位女同志来找 我，我一看是朱枫同志，喜出望外，我没有想到她当时也在 香港。
她知道我是等着去上海，就对我说，他们有船。过后 不久，她又来找我，叫我和她一块去香港本岛看一个朋友。 在港九渡轮上，她叫我猜这老朋友是谁，我一时说不上。
朱 枫笑笑说：“上岸就知道了。”
上了岸，她带我走进一家咖啡 馆，座厢里站起一个人，西装革履，满面春风，伸出手来说 道：“久违，久违!”
我一看原来是蒋伯铭同志，当年在浙 东一起做地下工作的朋友，现在叫陈明。
他说：“你要去上 海，不成问题，我们有船。”
后来，我就坐了他们的船离开 香港去上海。送我上船的时候，朱枫说她暂时不会离开香 港，夏云从南宁到香港时，可以来找她，她留了一个地址， 让我转告夏云。后来，夏云到香港时，也是通过朱枫、陈明的关系到上海的。
朱枫在香港所给予我们的帮助，不仅仅是同志间的关 怀，更是当时地下党对过港干部关心的体现。我到香港后就 知道，组织上有专人负责帮助过港干部。
那时候，从蒋管区 到香港的同志很多，各有各的任务，困难也很多，一一得到 解决并非易事。朱枫和陈明他们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看似 平常、琐碎，实际上意义重大。
1949年夏天，我带着还没满月的婴儿和两个较大的孩 子，离开南宁去香港。
按毕来(张一之)信中给的地址去找 朱枫，到了一个像书店又像是公司的地方，满以为立刻就能 见到朱枫，谁知人家回答说“没有朱枫这个人”。
见我大失 所望又初来乍到、拖儿带女，那人就带我到附近一家旅馆， 说：“你先住下，再慢慢找人吧。”
我住是住下了，心里却十 分不安，找不到人，手里的钱也不多了，怎么办呢?
想来想 去，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起床，还来不及打理孩子，就见窗外走廊上 迎面走来两位大姐，其中一个就是朱枫，可把我乐坏了。
坐 下之后，朱枫对我说：“毕来已经去上海，你放心，且住几 天，一有船就把你送到上海去。光熙也要去。”
说到这里， 她才介绍同来的就是朱光熙大姐。接着她又同我谈起别后的 情况和香港的现状，又问我的身体和小孩子怎么样，临走时 还给我留下一笔钱，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后来，她又多次来看我。最难忘的是离开香港去上海的 那天，我带着孩子走下码头的时候，大姐来了，她招呼两个 人帮我拿行李抱孩子。
船开了，我在船上望着大姐，她站在 那里招手微笑。这个情景，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总觉得大 姐当年的微笑仿佛在说：“让我们分别在革命的道路上向前 迈进吧!”
朱枫在香港做的既是地下党的财经工作，也有秘密交通方面的任 务。她任职的香港合众公司便是华东局的下属企业，办公地点在香港 本岛的皇后大道，住宿的地方则在九龙弥敦道，天天上班要乘轮渡， 工作非常辛苦。
她把两个孩子送进了靠香港仔附近的务实中学小学部读书，学校校长是一位共产党员，徐雪寒夫人朱光熙也在那里教书。
我认识朱枫大姊是在1948年冬，那时，香港务实中学小 学班来了两个从内地出来半途插班的学生———朱明与朱晖。
一 天，徐雪寒夫人朱光熙约我散步，与她同行的是一位娴静、朴 素、谦和、两眼透射着睿智目光的大姊。光熙同志介绍说，这 就是朱枫，朱明的妈妈、朱晖的婶母。她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1949年秋，我离开了务实，搬到九龙弥敦道，住在华东 财委设在香港的几家企业的宿舍里。不知是什么时候，朱枫大 姊也搬来与我们同住，她早出晚归，从不打扰任何人，但一碰 面，却又那么亲切，真像一个大姊姊。
在香港那个寸土千金的 地方，她只占有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很小很小，但却被精 心布置过，叫人一看就赞叹居室主人热爱生活，善于安排生活 的风格。在朱枫大姊心里，虚荣与奢华都已被抛弃。
一双御寒的毛线袜、 一顶红艳艳的勾着枫叶的精致小帽，事情虽 小，却处处流露出朱枫为人的真挚与热忱，即使在工作最忙碌、斗争最紧张的时日里，她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的同志多尽点心力、多送点温 暖，“一分钟也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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