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11，亲生的儿子近在眼前也不能相认|义勇队|朱枫|李友邦|桂林

舐犊情深

1942年冬天，朱枫在福建龙岩巧遇参加“台少团”的女儿朱倬，从那里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第二年秋天，朱枫和晓光自桂林去重庆，也像几年前奔赴皖南一样，不能带幼子朱明(湘虎)同行，只有狠心仍将他留在晓光的二嫂陈宜身边。

1944年湘桂全线撤退，陈宜和负责桂林远方书店的丈夫朱曦光带着孩子们迁往重庆，但这时朱枫已随晓光离开山城，沿江东下来到了上海，思念之情被滔滔扬子江水拉得更长、更远了。

抗战胜利，结束了八年离乱的苦难，盼来了骨肉团圆的希望。 1945年底，朱曦光一家人也从大后方回到了上海，朱枫欢天喜地地迎接他们，将大人小孩安排在英士路(今淡水路)226弄14号一处公寓房内住下。朱明比在桂林见到时又长高了不少，和大他一岁的堂兄朱晖在重庆即上小学，回上海后仍在一起读书。

自幼由姑妈朱英和二伯母陈宜抚养的“湘虎”朱明，早已将这两位亲人当成了“亲妈”。即使在回到上海以后，为了支持朱枫的革命工作，陈宜仍然顶替着这个“亲妈”的角色，始终未向孩子说明真实情况。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整天忙碌操劳的朱枫，隔三差五就来淡水路送钱、送物，照料一家人的生活，也是为了多看看孩子，但朱明见到她，还跟朱晖一样叫“阿婆”,

因为陈宜是朱枫亡夫陈绶卿与其前妻所生，在“名分”上还是后母朱枫的继女，她的孩子们自然也成了朱枫的孙辈。

这样一个特殊的称谓，对于身为人母的朱枫来说，该是一种残酷又难以接受的现实——身处乱世之中的她又有什么法子呢!

饱经沧桑与忧患、内心又强烈追求着光明与自由的朱枫，早已将旧礼教的“纲常”置之度外，而工作和斗争的需要又让她不可能去尽一个母亲的义务，只有暂时割舍“儿女心”, 强迫自己坦然地去面对这一切了。

被湘虎(朱明)视为“亲妈”的陈宜(亦即兰芬.阿兰)

出乎朱枫意料的，倒是女儿朱倬的去向。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9月3日，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领导人李友邦即派他的副手张士德，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尧上将乘飞机赴台，在台北升起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

9月7日，台湾义勇队总队部由龙岩迁往漳州，准备渡海凯旋。

10月23日，台湾义勇队总队先遣部队抵台，协助刚刚成立的地方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及保管物资。

朱枫和女儿朱倬(晓枫)在上海临别前合影

12月8日，李友邦率领包括少年团在内的全体队员返台川，朱倬也到了台北。

义勇队和少年团抵台后不久，正在大家准备为“建设台湾”奉献力量的时候，突然接到国民党当局的 “解散令”。由于当时岛内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同团长李友邦商议后，潘超带着少年团的部分团员又回到了大陆。几经周折，朱倬得知家人都已经在上海，才于1946年2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打从记事起，朱倬的生活里就只有战乱和流徙。“九一八”前一年出生在沈阳、原名叫“沈珍”的她，如今真的长大了，个子也赶上了妈妈，在“台少团”这所特殊的抗日学校里所受到的教育，完全印证了朱枫当年在金华送女儿入团时所做的正确选择——她给孩子报名时，特地取了“朱倬”这个新学名，就是盼望女儿在革命大家庭里快快长大、茁壮成材。而此时的上海乌烟瘴气、人心浮动，显然不是女儿的久留之地，尽管做母亲的多想将她留在自己的身边，朱倬也依恋着终于见到的妈妈，但朱枫从女儿的安全和前途考虑，又一次作出了勇敢的选择——把女儿送到苏北解放区去!

1抗日将军、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回台后，于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以“参加叛乱”罪杀害。

解放区既是上海地下党的“娘家”, 也是“白区”广大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何况通往她的秘密交通线就在自己人的手里。

194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由汤季宏安排的一条木帆船将朱倬和几个要好的年轻朋友送离黄浦江岸，赶到码头上来送行的朱枫，向女儿做最后的叮咛：

“明珍，到那边就写信来呀!”

“我知道了，妈妈。”

前一天晚上，朱倬就征求母亲的意见，到解放区以后是不是改换一个名字，因为环境变了，最好取一个比“倬”字更普通、更“大众化”的。

女儿的话，让朱枫想起自己早年的“改名”:从“贻荫”到 “谌之”和“弥明”,再到“朱枫”,同样是一步步地记录着一个生命在时代蜕变中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回上海后，她对外仍用“谌之” 和“弥明”,只有在革命同志中间，才叫她“朱枫”或者“四阿姐”。

那么,给女儿取个什么新名字呢?

想来想去，“明珍”二字跳出她的心田，这两个字里既包含着女儿的原名沈珍，又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

明珍带着母亲的祝福去了，她在苏北解放区上了华中建大医疗系，成了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名白衣战士，并在南征北战的烽火岁月里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直到今天，年过七旬的朱晓枫，这位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离休干部和内科专家，谈起这段母亲为她送行和取名的往事，心情还很不平静——因为黄浦江边的那晚，也是她今生和母亲所见的最后一面，母亲临别前给她取的名字，也成了她在革命征途上前进和成长的见证。

在朱枫的言传身教下，走向人生新路的晚辈还有不少。

方永昌，是朱枫爱人朱晓光的外甥，镇海沦陷前也曾和家人一起在山城云和避难，后来到二舅曦光的桂林远方书店和大舅朱曙光工作的重庆兵工厂当学徒。

1947年秋天，他被徐雪寒调到朱枫工作的上海联丰花纱布公司做会计，不久又加入鼎元钱庄工作，在此期间他受到朱枫的多方照顾。朱枫不仅从生活上关心他，为他添置衣物、安排住行，业务上也手把手地辅导他，让他较快地掌握了管账理财的本领，更重要的还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她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教我认识历史前进的动向，注意做机密工作的要点。随着内战局势的变化，反动派在蒋管区的疯狂镇压也不断升级。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对斗争的残酷性是认识不足的。

她 (指朱枫。—— 引者注) 发现后，及时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使我理解到环境的险恶和社会的黑暗，在反动派当政的地方，一定要把“进步”埋在心里，注意隐蔽，不能冒失。要不是她的高度警惕性和循循善诱的指点，有可能在我身上出事，个人会遭到不幸，党办的企业也将遭受损失。

在“联丰”和“鼎元”,除了日常的财会工作，还要我办理一些“额外”的事项，如通讯联络、接济夏衍等同志在沪家属。

记得第一次安排我去完成联络工作时，她对我进行了详尽周密的嘱咐，如怎样称呼、如何说话，一一作了交代。还特别关照我要把身份证带上。

对她的某些话，我有些不知深浅，但也领悟到这不是一般带个信、送些钱的事，而是体现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托付，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完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我逐渐熟悉了环境并能适应眼前的工作了。后来，虽然不常在她的身边，她对我仍然十分关心，不时地从二舅妈(陈宜)那里了解我的情况，转告我应注意的事项，直到她转移去香港工作为止。

抵沪时，朱枫已出狱，二姐在她身边护理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她行动完全自如后才离开，还留下孩子和一位亲戚帮助照看，组成个“三口之家”,掩护朱枫早出晚归继续为地下党做工作。

1948年夏天，倬云初中毕业来上海过暑假，朱枫让姨侄女和自己一起住在长乐路的单身寓所里，抽出时间来陪她逛公园、遛马路、走亲访友，还帮她补习英语、临帖写字。

这个夏天，对成长中的顾倬云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经历。

上高小时，听老师站在世界地图前讲“中国不会亡”,小小的童心里就萌动了爱国思想的种子；初中阶段，同学间偷偷传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翻译小说《牛虻》这类进步书籍，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倬云，也像许多思想活跃的青少年一样，对沦陷区、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产生了不满的情绪，渴望能够冲破学校和家庭的藩篱，去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在上海度过的这些日子，虽然朱枫并没有向刚考上高中的姨侄女讲多少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大道理，但倬云还是从四姨整日奔忙于工作、生活起居俭朴勤快、待人处事热情爽朗的个性上，明显地感受到一种过去接触很少，但又特别令自己向往和钦佩的东西，那便是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自立、自强的精神，以及与此共生的积极奉献于社会的工作能力和开阔胸襟。

朱枫也留意地观察着这个姨侄女，一年后她从香港写给女儿晓枫的信中，还提到“顾姨(二姨宝凤)的几个孩子中，霞珍(倬云的小名) 最可爱，也吃得起苦，去年夏天曾到我处住了一个暑假，她曾吐露对于家庭生活的不满”,因为写信时(1949年9月11日)上海已经解放，晓枫随大军南下并进了上海军医大学继续深造，当时广大知识青年中正掀起了参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的热潮，所以朱枫的信中又特别向女儿交代：

“你如果写信给她们，不妨诚《郑〉重地叫霞珍到上海来参加学习与工作。”

“如果她能来上海，在晓光店里 (当时朱晓光也回到上海，任刚刚组建的新华书店经理。 ——引者注)做事很适宜，门市、邮购或会计她都可以试做，身体好，人也聪敏。”

十天以后，在另一封致女儿晓枫的信里，朱枫再次谈及为姨侄女介绍工作的事：

“今天顾姨父有信来，说起他们也接到了你和晓光的信很是欢喜，霞珍还有一季可以毕业，以后送她来申做事。这事我上月托人带信去也曾提起，现在毫不勉强地同意了，毕竟时势不同，把他们讲正统的人也改变过来了。”

长期经商又有众多子女的宝凤夫妇在新旧时代的转变关头，有些迟疑是很自然的。对于女儿的学业，做父母的看得较重也在情理之中，但倬云并没有等到高中毕业“来申做事”。

1950年，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化为万千热血青年的行动的时候，她作为武汉市第一批报名参干的高中学生被批准，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远离家乡和亲人，开赴北国冰城哈尔滨。

由于国家急需专业人才，她没有能够直接上前线，而是像她的表姐朱晓枫那样，被组织上送进了医科大学军干班。经过了六年的专业学习和长期的工作实践，顾倬云已成为我军医务界中卓有成绩的外科专家。

这位古稀之年还在辛勤工作的军中女专家，一再提到四姨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多少年来，朱枫烈士追求光明的一生和为国捐躯的事迹，早已成为晚辈们涌动在内心深处的一股永不干涸的热泉，时时刻刻激励着他们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倬云对同样是女性和母亲的朱枫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领悟，每当回忆起1948年暑期在上海与四姨的朝夕相处，当年一段似乎未曾留意的简短的对话，竟如重锤般叩响在自己的心上——那是朱枫在一个休息日的下午，带倬云去看电影，同去的还有朱明、朱晖小弟兄俩。

那天看的是一部美国故事片，片名叫《舐犊情深》。影片的内容，顾大夫已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讲的是一个关于亲子之情的感人故事。四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朱明和朱晖小弟兄俩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朱枫和倬云跟在他俩的身后。

突然，四姨问了倬云一句话：

“霞珍，你觉得小明和小晖有什么不一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