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北京天空微凉。湖北省委的一纸决定，被送到王盛荣手中：1960年代那场荒诞不经的处分被正式撤销，原有待遇全部恢复。距离上一次参加公开会议，他已经沉默了整整十三年。就在这份文件下发的第三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简短寒暄后，小平同志突然发问：“那么多年关押，你是怎么熬下来的？”王盛荣抬头，声音低沉，“主席托徐海东转的一句话，一直支撑着我。”说完，他便陷入回忆，画面闪回到二十二年前的武汉长江大桥工地。
1957年9月18日，毛主席抵达武昌。专列刚停，一位同行的老秘书随口问起：“那个姓王的同志来了吗？”周围省市干部愣在当场。尴尬的一秒过去，省委赶紧派人四处打听。当天傍晚，省委秘书长王良来到汉阳轧钢厂，两只袖子卷到胳膊肘的副处长正和工人往炉里添煤。钢花映着他的半条裤腿——那条残腿是抗日时落下的。王良快步上前：“省委紧急通知，请你立即去驻地！”
深夜，东湖宾馆灯火通明。毛主席握着王盛荣的手足足停了半分钟，眼圈微红：“盛荣同志，我来晚了。”这一句，压过所有寒暄。接着，主席把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叫到一旁，语气坚定：“对他的处理过重。安排他做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副省级待遇。”王任重立即点头。第二天的简报上写得轻描淡写，实际上仅用一晚，王盛荣的职务便从副处长跨越了整整三级。
有人纳闷：区区副处，凭什么当晚就升副省？要回答这个疑问，只能从王盛荣的履历说起。1927年5月，他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三个月后，八七会议在江西秘密召开，他担任警卫，亲耳听到毛主席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四年后，瑞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十五名委员里有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也有年仅二十六岁的王盛荣。
1932年冬，赣南山区枪声连天。毛主席因病滞留村舍，外围由地方民团层层封锁。紧要关头，王盛荣带着一个排从背后猛插，掩护首长转移。追击途中，民团步步紧逼，王盛荣和三名战士轮流背着高烧中的毛主席，一天一夜没合眼，最终抵达瑞金。此事后来写进军委档案，毛主席在批注里只留了八个字：“此人，忠诚可白。”
1933年春天使命更加棘手。上海地下党资金告急，中央两次派人送款都在途中失踪，党内急需可靠人选。周恩来拍板：“再出问题我负全责，找王盛荣。”他随身只带一把小手枪、一张假身份证，辗转多地，硬是把几万美元活动经费交到地下交通站。至此，组织对他的忠诚再无怀疑。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成立。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就是雏形，司令员李先念，政委王盛荣。打汉口、袭襄阳，他常穿草鞋走在最前面。有人劝他保养伤腿，他笑说：“瘸子跑不过子弹，干脆站着打。”
建国后，王盛荣进入重工业部，1950年初奉命接手“钨砂换设备”工程，将国民党遗留在香港的一千吨钨砂兑换成苏联机床，为新中国的冶金体系抢下宝贵开端。两年后“三反”风暴来袭，他被指控贪污。有人借机落井下石，甚至在会议上建议枪决。会上，毛主席冷静发言：“1933年上海送款，他把钱一分未动。如果这样的人都会贪污，那真成了天方夜谭。”最终结论是“暂予查办”，可也从副部长降到工厂副处长，从金色的部长办公室走到炉火轰鸣的车间。
降职后，王盛荣保持沉默。多年后，有监狱看守回忆：“他常在床板上比划地图，一夜能走完长征。”这种盼望重回革命队伍的执念，与其说是对功名的眷恋，不如说是对信任的不舍。1962年秋，徐海东带着毛主席的口信去看他：“组织没有忘记你，坚持住。”仅此一句，成为他在囹圄中最牢靠的依靠。
1966年开始的那场风暴，让他再度被卷入冲击。直至1975年，才获准保外就医。人们在医院见到他时，赫然发现这位昔日的开国元勋已鬓发全白，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可他见人仍先敬军礼，腿脚依旧站得笔直。
1979年复查决定下达后，湖北省委有关部门把材料送往家属院。邻居小孩不懂事，问这位老爷爷：“您怎么忽然又成干部啦？”他拍拍孩子的肩：“我一直是革命干部，只是有人一时糊涂。”语气十分平和。
邓小平接见结束时，用握手代替告别，叮嘱道：“身体要紧，别再操劳。”王盛荣点头，却又补了一句：“国家需要，随时听令。”那年他已经七十三岁。
此后，王盛荣在省政协和老干部局挂名，鲜少抛头露面。1989年春，他在武汉家中安然离世，没有留下任何个人回忆录，只交代家人把早年保存的勋章一并捐出。有人统计过，他一生三次跌入谷底，两次面临生死裁决，却从未开口自辩。原因似乎并不复杂：1932年的枪声、1933年的送款任务、1957年宾馆里那双紧握的手，已让他心里有了答案——信任本身，就是最高褒奖。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