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官场只有“往上爬”？
1975年5月，罗定县的田埂上，一辆冒着黑烟的摩托车死死拦住了正在看稻穗的郭荣昌。
送信的人气都喘不匀，只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省委急召，立刻去广州，马上走！”
那天晚上，坐在吉普车里的郭荣昌手心全是汗。
那是个什么年月？
运动最凶的时候，这种半夜急召，通常就两个下场：要么帽子戴歪了要挨批，要么是捅了天大的篓子。
谁也没想到，这次等待他的不是冷板凳，而是一场打破中国政坛几十年规矩的“直升机式”飞升。
咱们都知道，体制内爬坡，那是真的难。
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中间隔着地委、厅局好几道天堑。
正常人要想跨过去，没个二三十年根本没戏，甚至一辈子都在那个坑里蹲着。
可1975年，42岁的郭荣昌硬是一步登天。
这事儿在当时的大院里炸了锅，大家都猜他是不是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其实吧，他最大的背景，就是那张白得像纸一样的履历。
那时候广东局势微妙，老帅们想稳，造反派想夺权。
选人成了一门玄学：老的容易被打倒，小的压不住场。
这时候，在基层摸爬滚打20年、档案里翻烂了也找不出一条“政治错误”的郭荣昌，成了最佳人选。
这种“和尚头书记”（意思是没有小辫子可抓），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最稀缺的硬通货。
上任没多久，考验就来了。
那时候“四人帮”还没倒，那帮人瞎指挥，非要把华南农业大学搬到穷乡僻壤去，说是“扎根农村”。
这不扯淡吗？
那些精密显微镜、几万册孤本，颠簸两下全废了。
可谁敢拦？
谁拦谁就是对抗革命。
省委会上，大家都急得嘴角起泡。
这时候，郭荣昌没拍桌子，而是玩了一手绝妙的太极。
他笑眯眯地拿出张纸，上面全是数字：“搬可以，革命工作必须支持。
但我让科技办的同志算了一笔账，仪器拆卸、运输、新校区建设，一共得要800万。
只要教育部把钱批下来，咱立马搬！”
这一招太绝了。
1975年的800万是什么概念？
那帮人跑到北京去要钱，教育部一看账单脸都绿了，直接回绝：“没钱，暂缓。”
就这么着，郭荣昌用一张账单，硬生生把华农给保下来了。
后来老教授见到他激动得掉泪，他却摆摆手说是钱把人吓跑了。
这就叫用魔法打败魔法，有些事儿光有原则不行，还得有算计。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能跟上面周旋的省委书记，15岁时还是在香港码头被洋警察拿警棍撵着跑的童工。
1933年出生的潮阳娃，为了讨生活流落香港，白天在纺织厂踩机器，晚上读夜校。
那种被殖民者当狗看的屈辱，让他回国后比谁都珍惜给老百姓做事的机会。
他在广宁看孩子啃树皮，自己掏腰包办学；在罗定修水库，光膀子跟民工一起扛水泥。
这股子泥土气，是谁也装不出来的。
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刚起步，大家都削尖脑袋往上爬。
这时候，已经坐稳省委领导位置的郭荣昌，却干了件让所有人掉下巴的事：他主动找习仲勋同志，申请“下放”回地委去。
这就好比现在在大厂当了副总裁，非要申请去当个分公司经理。
为啥？
他心里明镜似的，当年上来得太快，中间缺了“地委”这一课。
地基不牢，楼盖再高也心慌。
他对习老说：“我想去肇庆，补课。”
真正的聪明人，永远知道自己缺什么，而不是炫耀自己有什么。
这一去真不是作秀。
在肇庆，他看怀集县穷得叮当响，满山竹子烂地里。
这时候他当年在香港打工的见识派上用场了。
他不光教农民编竹席，还利用早年的人脉，直接打通外贸渠道，把大山里的竹编制品卖到了维多利亚港。
当别人还在纠结“姓资还是姓社”的时候，他已经带着农民赚外汇了。
2008年，老爷子躺在病床上快不行了。
电视里放着汶川地震的惨状，已经说不出话的他，颤抖着拉着儿子的手，硬是让家里捐出了5万块钱。
同年9月，郭荣昌病逝，享年75岁。
直到走的那天，他也没觉得自己当过多大的官，只觉得自己是个补完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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