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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台北的夜空突然变得阴沉。白天还晴朗的天气，到了傍晚竟电闪雷鸣起来。
士林官邸里，88岁的蒋介石躺在病榻上。晚上8点15分，他像往常一样入睡了。
值班医官郑不非隔一段时间就要检查一次病人的状况。这天晚上，当他再次查看时，发现脉搏突然变得很慢，几乎快要停止了。
郑不非立刻按下紧急呼叫按钮，医疗组的人员迅速赶到。抢救开始了，各种急救措施轮番上阵。心脏按压、肾上腺素注射、氧气面罩……整整3个多小时，医护人员没有停下来过。
晚上11时30分，瞳孔已经完全放大，心脏只剩下极其微弱的跳动。
医师做了最后的尝试——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试图用电流刺激心脏重新跳动。电击进行了好几次，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却越来越平。
宋美龄站在病床旁，看着这一切。她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落泪。在医师向她投来询问的目光时，她轻轻摇了摇头，示意放弃。
晚上11时50分，医师宣布死亡时间。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
贴身侍卫翁元那晚也在值守。45岁的他从1946年就开始服务蒋家，整整跟随了近30年。他看着医护人员收拾器械，看着白布慢慢盖上那张熟悉的脸，心里涌起说不出的滋味。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的三年，自己会日日夜夜守着一口棺材。更不知道的是，这口棺材一放就是50年，而里面藏着的秘密，会在几十年后由他亲口说出来。
【第一节：风烛残年的最后时光】
蒋介石的身体垮掉，其实是从一场车祸开始的。
1969年9月16日那天，天气不错。一名军官开会后驾车下阳明山，车速有点快。就在山路转弯处，他的车突然失控，正好撞上了蒋介石的车队。
护卫车辆紧急刹车，蒋介石乘坐的专车也跟着急停。那一下撞击，让车内的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受了伤。
当时看起来不算太严重，就是胸口撞到了扶手。可到了10月份做健康检查时，医生发现蒋介石的心脏瓣膜在车祸中受损了。
83岁的人，心脏本来就开始老化，这一撞更是雪上加霜。从此以后，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就走下坡路了。
他自己后来跟身边人说过，这次车祸让他减寿20年。听起来像是抱怨，其实更像是无奈。83岁的老人说还能活20年，不是真觉得自己能活到103岁，而是心里还有太多未了的心愿。
1972年3月，前列腺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次严重到必须开刀。宋美龄提议去美国找更好的医生，但蒋介石拒绝了。
他不是不知道美国医疗水平高，而是有别的考虑。最后决定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做手术，还专门请了美国专家过来指导。
手术倒是做成功了，可术后恢复得不好。前列腺问题变成了慢性病，时不时就要发作一次。整个人的精神头明显不如从前了。
就在身体这么差的情况下，1972年5月，蒋介石还是坚持连任了第五届。
不过这次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住了，连任的同时就任命蒋经国当行政院院长，把实际权力交了出去。这一交，外界都明白，接班的事情算是定下来了。
此后的蒋介石，活动明显减少。以前经常要出席各种场合，现在基本都推掉了。大部分时间待在士林官邸，偶尔会去阳明山或者慈湖住几天。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书房里看地图，看中国地图，看浙江的地图，看家乡奉化的地图。看着看着，手指就在地图上那些熟悉的地名上划来划去。
1974年8月，对外正式宣布因为健康原因减少活动。其实不用宣布，大家也看得出来，老人家是真的不行了。
到了10月31日他的生日那天，制作了"蒋总统万岁"的徽章发给民众佩戴。这种做法以前也有，但那年的气氛格外沉重，好像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12月的台北，虽然不算太冷，但对病人来说还是要小心。偏偏12月1日那天，蒋介石得了流行性感冒。普通人得流感，熬几天也就好了。可对一个88岁的老人来说，流感迅速发展成了肺炎。
肺炎还没好，12月27日早上又出事了。慢性前列腺炎发作，而且这次还伴随着膀胱内出血。医生们围着病床团团转，各种药轮番用上，可效果不明显。
最麻烦的是，蒋介石长期服用抗生素，导致体内的细菌都产生了抗药性。以前管用的药，现在不管用了；现在用的新药，又担心副作用太大。
进入1975年1月，病情始终不见好转。高烧反反复复，退了又烧，烧了又退。蒋经国那段时间几乎住在医院里了，每天至少去探望父亲三次，早中晚各一次。
每次去，蒋介石都会抓着儿子的手，握很久。他想说话，可力气不够，说出来的话声音很低，听不太清楚。
蒋经国看着父亲一天天衰弱下去，心里着急，晚上经常睡不着觉。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守在病房外，一听到动静就冲进去。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血丝。
1月9日，医生们会诊后得出结论：肺部的炎症已经很难根除了。炎症控制住了，但没办法彻底治好。
这意味着，随时可能再次恶化。有天晚上，蒋介石睡觉时出现了缺氧症状，监护仪报警声大作。值班医生紧急抢救，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
就在病床上，蒋介石用颤抖的右手写下了16个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很用力。这成了他留下的最后一段亲笔文字。
3月26日，病情突然转危。那天下午，心跳骤停。医疗组全员出动，抢救了整整3个小时才把人抢回来。这次抢救之后，蒋介石自己也清楚，时间不多了。
秘书秦孝仪接到通知，在3月29日来到病房。蒋介石断断续续说了一些话，秦孝仪在旁边记录整理，形成了一份遗嘱。
不过这份遗嘱后来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说这不是蒋介石的原话，而是秦孝仪根据平时的意思整理出来的。
4月5日那天，白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到了傍晚，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密布，接着就是电闪雷鸣。
这种天气变化，后来被渲染成各种说法。但对病房里的人来说，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只关心病床上那个老人的呼吸。
晚上8点过一刻，蒋介石像平常一样入睡了。这个时间睡觉，对他来说很正常。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睡，就是永别。
【第二节：两难的选择】
4月6日凌晨，天还没亮，士林官邸已经灯火通明。
医疗组在凌晨时分宣布死亡后，马上要面对一个紧迫的问题：遗体怎么处理？按照台湾的气候，4月份气温已经不低了，遗体保存的时间很有限。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当天早上6点，遗体被移送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那里有专门的设施可以进行遗体处理。医疗组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防腐方案。
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方案，是参照保存列宁遗体的方式。这套方法很成熟，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确实能让遗体长期保存。
具体做法是：首先要把遗体的内脏全部取出来，包括心、肝、脾、肺、肾等主要器官。然后对遗体进行彻底的血管灌注，把血液全部置换成特殊的防腐液。
接着还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处理，用各种药剂浸泡。整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技术要求极高。最后，还要制作专门的密封棺，控制温度和湿度，定期检查维护。
如果采用这个方案，遗体可以保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腐烂。但问题也很明显：整个过程需要对遗体进行解剖，器官要取出来单独保存，遗体不能保持完整。
第二个方案，是采用简易的临时防腐。这个方法简单得多：在遗体的腹部和胸部打几个孔，然后把福尔马林等防腐液体注射进去。
不需要取出内脏，遗体可以保持完整。整个操作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但这种方法有个很大的局限性：它只能短期保存，时效大概就是两三个月。
如果要长期保存，就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开棺，重新注射防腐剂。而且即使这样做，保存的时间也很有限，顶多维持几年。
医疗组的专家们把两个方案都向家属进行了详细说明。解释了各自的优缺点，也说明了可能遇到的问题。最后，决定权交给了家属。
宋美龄和蒋经国商量了很久。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最后的结果是：选择第二个方案，临时防腐，不取出内脏。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后来有人分析，主要是基于传统观念。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认为人死后应该保持全尸。
如果把内脏都取出来，在很多人看来是对遗体的不敬。宋美龄和蒋经国都是在传统文化中长大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选择第二个方案，其实也意味着一个前提：他们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安置。将来形势变化了，遗体要迁回大陆安葬，到时候就直接下葬入土，不需要长期保存。所以短期防腐就够了。
决定下来后，医疗组立即开始实施。防腐专家在遗体上选择了四个位置，用特制的注射器将福尔马林注入体内。
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注射完成后，遗体表面的皮肤显得更加紧绷了一些，颜色也有些变化。
按照奉化的传统习俗，入殓前要给死者穿好衣服。这个任务落在了蒋经国身上。他亲手给父亲穿衣服，一件一件往身上套。
裤子穿了7条，内衣穿了7件，最外面是长袍马褂。为什么要穿这么多？据说这是奉化老家的习俗，认为这样死者在阴间就不会受冷了。
穿好衣服后，用丝绵将遗体贴身包裹起来。丝绵柔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把遗体放进内棺。内棺是楠木制作的，楠木本身就有防腐防虫的效果。外面还套了一层铜棺。
宋美龄往棺材里放了四本书。第一本是《三民主义》，第二本是《圣经》，第三本是《唐诗》，第四本是她自己翻译的《荒漠甘泉》。
除了书，还放了一些随葬品：毡帽一顶，小帽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枝。就这些，没有别的了。跟那些豪华的陵墓比起来，简单得让人意外。
4月9日上午，灵柩被运往国父纪念馆。那里已经布置好了正式的灵堂。灵柩在纪念馆要停放7天，期间对外开放，让民众瞻仰遗容。
消息发布后，各地的人纷纷赶来。国父纪念馆门口从早到晚都是长长的队伍。有的人天不亮就来排队，一直排到天黑才能进去。最长的时候，排队要等7、8个小时。
进入灵堂的人，每天都有几十万。4月12日那天最多，单日瞻仰的人数达到50万。整个台北的交通都被影响了，到处都是赶去瞻仰的人群。
为了应对这么多的人流，灵堂的开放时间一再延长。到了4月14日，干脆宣布灵堂开放到午夜24点。那天晚上，国父纪念馆的灯彻夜不熄，人群一直没有断过。
蒋经国作为长子，要在灵堂里守灵。
白天接待来访的各方人士，晚上还要抽空去慈湖那边查看准备工作。那几天他基本没怎么睡觉，整个人憔悴得不行。身边的人劝他休息，他摇摇头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灵柩在国父纪念馆停放期间，遗体一直暴露在空气中。虽然有空调控制温度，但4月的台北气温已经不低了。防腐专家每天都要检查遗体的状况，确保不出问题。
这几天里，很多人都注意到一个细节：灵柩上覆盖的不是完整的盖子，而是用透明的压克力板做的防尘罩。透过压克力板，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遗容。这种设计方便瞻仰，但密封性很差。
有人提出过疑问：为什么不用密封的棺盖？得到的解释是，因为要开放瞻仰，用密封盖子的话，每次开合都很麻烦。等到正式安放的时候，再换成密封的盖子。
可是后来，这个压克力板盖子一直就没有换过。
【第三节：慈湖的最后安顿】
慈湖本来不是为安葬准备的地方。
这片地方原来叫"埤尾"，是个人工修建的水库，形状像牛角一样弯弯曲曲。周围都是山，山上长满了树木，风景确实不错。
1955年的时候，有人把这里的地捐给了官方，说是用来做战备用地。其实就是建个行馆，让蒋介石有空可以来休息。
1959年6月13日，这里建起了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取名叫"洞口宾馆"。建筑面积有1628平方米，算是挺大的了。建好后蒋介石来看过几次，但没怎么住。
1961年的某一天，蒋介石又来这里视察。那天天气很好，他站在宾馆前面往外看，看到远处的山，看到近处的水，突然就想起了老家。他跟身边人说，这里的景色跟溪口那边很像。
这话一说，大家都明白了老人家的心思。思乡之情，谁都会有，何况是一个已经离家十几年的老人。
第二年，蒋介石提笔写下"慈湖"两个字。"慈"是纪念母亲王采玉，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从那以后，"洞口宾馆"改名叫"慈湖宾馆"，这个地方的地名也从"埤尾"改成了"慈湖"。
改名之后，蒋介石来得更勤了。有时候在台北待烦了，就说要去慈湖住几天。
到了慈湖，就在那里散散步，看看山水，跟身边人说说家乡的事。说到奉化的小桥流水，说到溪口的武岭门，说到母亲墓前的那棵老树。
慈湖宾馆建好没几年，1975年蒋介石就去世了。这让谁也没想到，这个原本用来休养的地方，会变成一座陵寝。
4月6日凌晨，蒋介石去世几个小时后，蒋经国和宋美龄就要商量安葬的事。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暂时安放在慈湖，将来再想办法迁回大陆。
为什么选慈湖？一来这里是蒋介石生前喜欢的地方，风景又像老家。二来这里相对偏僻，方便守灵和管理。三来按照传统习俗，暂厝应该选在一个临时性的地方，将来方便迁移。
决定下来后，慈湖宾馆马上开始改造。原本的会客厅被改成了灵堂。工人们加班加点，铺设黑色的花岗岩，摆放供台，安装照明设备。短短几天时间，整个布置就完成了。
4月16日，是正式安葬的日子。
那天早上8点，在国父纪念馆举行大殓仪式。宋美龄在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搀扶下，慢慢走上礼台。她那天穿一身黑色的衣服，脸色苍白，但表情很镇定。
8点5分，大殓正式开始。棺盖慢慢合上，蒋家人围在棺材旁边哭泣。
盖棺的那一刻，宋美龄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她趴在棺材上，哭得撕心裂肺。身边的人想扶她起来，她摆手拒绝，说让她再待一会儿。
盖棺之后，在棺材上覆盖旗帜。蒋介石身上佩戴着采玉大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和国光勋章，这些都是他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
8点30分，举行追思礼拜。周联华牧师主持仪式，以"另一位见证人"为题证道。会场里挤满了人，来自各方的人士都参加了仪式。
9点30分，21声礼炮响起，启灵仪式开始。灵车缓缓开动，离开国父纪念馆，驶向慈湖。
灵车是特别装饰过的。车身上装饰着20万朵黄色的菊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车队前面是99辆宪兵开道车，后面跟着一长串的护送车辆。整个车队足足有几公里长。
从台北到慈湖，路程有60多公里。沿途所有的街道都挂满了白色和黑色的布条，写着各种哀悼的标语。有些建筑物的外墙颜色比较鲜艳，都被要求临时刷成了素色。
路边站满了人。有的是自发来的，有的是组织来的。灵车经过的时候，很多人跪在地上磕头。还有不少学生，穿着制服，举着牌子，沿路跪送。
沿途设置了2700多个路祭点。每个路祭点都摆着供桌，供桌上放着水果、糕点和香烛。灵车经过的时候，有专人上香祭拜。整条路上烟雾缭绕，香火不断。
车队走得很慢，平时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天走了三个多小时。中午12点50分，灵车终于到达慈湖。
慈湖宾馆的正厅已经改造成了灵堂。墙上挂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遗像两边分别挂着旗帜。壁炉上供着鲜花和烛台。正中间的位置，用黑色花岗岩垒起了一个平台。
灵柩被抬进灵堂，放置在花岗岩平台上。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放置的方式。按照浙江一带的习俗，暂时安放遗体要用"浮厝"的方法。
就是在棺材底下垫上青砖，让棺材离地面三寸高。这样做有个讲究：将来要迁移的时候，不用刨土挖坑，直接就能把棺材抬走。
棺材四个角下面都垫了青砖，高度都量过，整整三寸。这个细节，后来的参观者很少注意到。
棺材放好后，上面还是盖着那块压克力板。透过透明的板子，可以看到里面的遗容。棺材前面摆了一个用黄色雏菊扎成的十字架，表明蒋介石是基督徒的身份。
灵堂东侧保留了蒋介石生前住过的卧室。
卧室里的布置都保持原样：深色的书桌上放着电话、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旁边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上面并排放着鸭舌帽和眼镜；床铺整整齐齐，好像主人只是暂时出门，随时会回来。
书房的墙上挂着宋美龄画的画，书桌上放着一张便条，上面有蒋介石用红铅笔写的四个字："能屈能伸"。
灵堂西侧有个房间，专门陈列蒋介石生前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一排排展柜里，摆满了金光闪闪的徽章，每一枚都代表着一段历史。
慈湖宾馆从此改名为"慈湖陵寝"。这个原本用来休养的地方，变成了一座陵寝，变成了一个永久的守望。
翁元接到通知，他被指定为守灵人。从这一天开始，他要住在陵寝旁边的小房子里，日夜守护这口棺材。
翁元搬进慈湖陵寝旁边的守卫室那天，是1975年4月下旬。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这些。窗户对着灵堂的方向，抬头就能看见。
他把随身的行李放好，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的灵堂，心里有些发怵。一个人，一口棺材，从今天开始要朝夕相处了。
头一个月，翁元每天的工作就是进灵堂检查。检查温度计，检查湿度计，检查空调设备，记录数据。
灵堂里24小时开着空调，温度控制在1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50%上下。按照专家的说法，这个温湿度最适合遗体保存。
可翁元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早上进灵堂的时候，那块压克力板上总有一层薄薄的雾气。他开始以为是空调的冷气凝结造成的，拿布擦掉就行了。可擦掉之后过几个小时，雾气又会出现。
他把这个情况记录在工作日志里，报告给了上级。上级说这是正常现象，温差造成的，不用担心。可翁元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如果只是温差，为什么雾气会越来越多？
到了夏天，情况更明显了。台湾的夏天又热又潮，就算开着空调，也挡不住湿气往里钻。那块压克力板跟铜棺之间的缝隙，并没有严格密封。翁元用手摸过，能感觉到有风从缝隙里进出。
更让他在意的是，灵堂里开始有味道了。不是那种明显的臭味，而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气味，闷闷的，带着一点酸腐的感觉。味道不重，但确实存在。
翁元试着打开窗户通风，味道能淡一些。可窗户不能一直开着，空调的冷气会跑掉，温湿度就控制不住了。他又试着在灵堂里放一些香，可香味和那股怪味混在一起，反而更难闻了。
他想起当初医疗专家说的话：临时防腐只能维持两三个月，后面需要定期开棺维护，补充防腐药剂。现在已经过去快三个月了，可一直没有人来做维护。
翁元不敢多问。这种事情，不是他该操心的。上面自然会有安排。可眼看着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始终没有人来。
压克力板上的雾气越来越频繁，灵堂里的味道越来越明显。翁元每天进去，心里就越来越不安。
1976年的夏天特别热。台湾那年遭遇干旱，气温比往年都高。灵堂里的空调彻底不堪重负了，经常罢工。
翁元每天要给维修工打好几次电话，让他们过来修。维修工也烦了，抱怨这机器老是坏。可换新机器需要批经费，层层审批下来，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就在那个夏天的一个早上，翁元像往常一样进入灵堂。
当他走近棺材时，突然发现压克力板上出现了明显的裂纹。不是很大，就是板子边缘处有几条细细的裂缝。他凑近了看，发现裂缝处有些发黑，好像是液体渗出后留下的痕迹。
更让他心惊的是，那股怪味今天格外明显。不仅仅是闷臭，还带着一种甜腥的气息，像是什么东西在慢慢腐烂。
翁元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看着眼前这口已经存放了一年多的棺材，脑海里闪过当初防腐专家说的话：短期防腐，需要定期维护，否则......
然而，那些应该进行的定期维护从来没有来过。
翁元站在棺材前，看着压克力板上越来越多的雾气，看着那些不断扩大的裂纹，看着板子下面若隐若现的轮廓，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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