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评衔那会儿,有个不成文的死规矩:脱下军装的,原则上不给牌牌。
可就在北京一间高干病房里,这铁律被硬生生砸碎了。
躺床上的病人连话都说不利索,铁了心要走,中央直接一封急电拍过来:这中将,你当得当,不当也得当。
这事儿在当时那是相当炸裂。
你要知道,这时候躺在床上的朱辉照,脑溢血后遗症严重,基本就是瘫痪状态。
按理说,这情况拿个勋章、办个离休手续,回家养着是标准流程。
可为什么上面宁愿打破规矩,也要把那颗金星挂在一个没法工作的人胸前?
这里面的道道,可不仅仅是因为打过仗那么简单。
咱们先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
朱辉照这人,在西北军区当过干部管理部部长。
这官职听着挺拗口,说白了就是现在的“人力资源总监”加“纪委书记”,手里攥着无数人的帽子。
建国初期那会儿,虽说大家都挺纯粹,但论资排辈的想法谁心里没点?
有些干部仗着老资格,或者是哪位首长的老部下,工作上就开始摆烂,一到提拔时候跑得比兔子还快。
换个圆滑点的,可能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毕竟都是战壕里爬出来的兄弟。
但朱辉照是个狠人,他是真敢下手。
那阵子西北军区的干部都有点怕他,不管你后台多硬,只要在其位不谋其政,立马拿下。
他反而提拔了一大批家里穷得叮当响、大字不识几个但真能打仗的“大老粗”。
这种得罪人的活儿,他是干得一点不含糊。
这就好比现在的顶级猎头,只看本事不看脸,管你爹是谁,不行就靠边站。
这股子“六亲不认”的劲头,硬是把西北军区的风气给带正了。
要是觉得他只是个铁面判官,那就太小看他了。
这人脑子转得极快,眼光毒得吓人。
这得说个抗战时期的事儿。
那时候咱们跟日军干仗,最头疼的就是抓不到活口,抓到了也审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听不懂日本话啊。
两军对垒,全是哑巴亏。
有一次开会,有个年轻参谋提了一嘴:要不咱们办个日语班?
这话一出来,那是捅了马蜂窝。
那时候大家对鬼子的恨意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学鬼子说话?
这不就是汉奸行为吗?
很多老同志当场就炸了,拍桌子骂娘。
这时候朱辉照坐那儿一直没吭声,眉头皱得死紧。
等大家吵完了,他才慢悠悠站起来支持这个提议。
他看得太透了:这哪是学语言,这是为了要把刀磨得更快。
后来事实证明,这招太绝了。
这批懂日语的干部往战场上一撒,喊话劝降、审讯俘虏、搞情报,那是如鱼得水,间接救了多少战友的命都数不清。
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大家都想拿刀砍鬼子的年代,他却想着怎么听懂鬼子说悄悄话。
可老天爷这脾气,有时候真让人摸不透。
长期的行军打仗,加上建国后那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朱辉照这身体早就透支了。
1955年初,眼瞅着就要授衔了,他突然就倒在了工位上。
医生一看,脑溢血。
这病在那个年代基本就是半个鬼门关。
命是保住了,但人废了,瘫在床上动弹不得。
这时候其实有个特别现实的选择:大家都知道马上要授衔了,只要他在位置上再赖几个月,哪怕是躺着,等到授衔仪式一过,中将军衔到手,以后离休待遇那是天差地别。
身边的战友、老领导都来劝:“老朱啊,你就安安心心养病,手续的事儿以后再说。”
这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大家都在帮他拖时间,想保住这个本来就属于他的荣誉。
但朱辉照干了件让人破防的事。
他在病床上,手抖得跟筛糠一样,硬是让人帮忙写了离休申请书,自己歪歪扭扭签了字。
理由简单得让人想哭:“身体不行了,干不了活,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为了个牌牌赖着不走,丢人。”
他是真的打算裸辞,啥都不要了。
这份申请书递上去,把上面领导都给整沉默了。
这时候大家都在为肩膀上是一颗星还是两颗星争得面红耳赤,有人为了待遇闹情绪,甚至还要找组织哭诉。
结果呢?
这边有个该拿中将的,为了不占国家便宜,自己把自己给开了。
按现在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躺赢”局,只要再工位上多赖几天,这辈子的待遇就稳了,可人家偏不。
中央一看这情况,直接拍板:特事特办!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种觉悟的将领,必须授衔!
1955年9月,当朱辉照接到通知时,他自己都懵了。
这枚中将军衔,加上三枚沉甸甸的一级勋章(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不仅仅是对他过去28年枪林弹雨的肯定,更是对他那份“功成身退”的高尚人格的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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