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战火纷飞、百废待兴的年代，总有一些人，脾气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嘴上不饶人，心里却装着家国天下。他们看着不好接近，甚至让人有点怕，可真到了离开的那天，所有人都会红了眼眶，想起的全是他们的好。
刘亚楼这辈子，就没跟人好好说过几句软话。1929年参加红军，从班长、排长一步步干到连长、营长，后来升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委，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长征路上，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率部担任开路先锋，参与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战斗，仗打得漂亮，骂人的嗓门也响亮。谁要是行军拖沓、打仗畏缩，他能当着全团的面把人骂得抬不起头，一点情面都不留。有人背后嘀咕他“官不大，脾气不小”，他听见了也不恼，只撂下一句“打仗不是过家家，容不得半点马虎”。
抗日战争时期，刘亚楼于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待就是6年，留苏期间还参与了苏联卫国战争的部分作战行动，积累了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宝贵经验。回国的时候，带回的不只是先进的军事理论，还有更烈的脾气。解放战争中，他先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协助林彪、罗荣桓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起草作战命令，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他能把参谋叫到跟前严肃批评；部队执行命令打了折扣，他能连夜打电话把师长训到天亮。可训归训，打完仗他又会主动找被批评的人谈心，分析战术失误，组织大家复盘总结。那些被他训过的人，嘴上喊冤，心里却服帖——刘亚楼的训话，从来不是为了泄愤，而是为了少死人、打胜仗。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毛主席点将让他组建人民空军。这是个从零开始的活儿，没飞机、没飞行员、没教材，难如登天。刘亚楼二话不说接下任务，提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脾气也跟着见长。苏联专家来了，他嫌对方藏私，拍着桌子跟人争论；飞行员训练不达标，他能亲自坐进驾驶舱示范，落地后指着仪表盘骂“你们是来学飞行的，不是来逛公园的”。那段时间，空军大院的人见了他都绕道走，可没人敢偷懒。短短一年多时间，刘亚楼就主持创办7所空军院校，组建起第一支航空兵部队。1950年6月，人民空军正式组建完成。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于1951年参战，刘亚楼制定“轮番作战”策略，指挥这支年轻的空军部队击落击伤敌机425架，和美国空军掰起了手腕。王海、刘玉堤这些空战英雄，哪个没被他骂过，可哪个说起他，不是一脸敬佩。
刘亚楼的脾气，是真臭，可他的本事，也是真硬。他看谁都不顺眼，是因为他对自己更狠。组建空军那几年，他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天亮。下属劝他注意身体，他大手一挥“空军一天不强大，我一天睡不着”。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1964年11月，他被查出患有肝癌，随后赴上海治疗，躺在病床上还在改训练计划、审阅空军建设方案。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消息传来，空军大院哭成了一片。那些被他批评过的参谋、飞行员、地勤人员，全都红着眼睛往上海跑。灵堂里，曾经被他指出标点错误的参谋，抱着他的遗像泣不成声；曾经被他连夜训话的师长，跪在灵前久久不起。就连平时跟他拌嘴的苏联专家，也专程赶来，对着他的遗体深深鞠躬。
他的遗体被运回北京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致悼词，空军官兵及各界代表数万人为其送行。他们哭的，是那个训起人来不留情面的“铁面司令”，更是那个为了空军事业呕心沥血的“拼命三郎”。刘亚楼的骂声里，藏着的是对军队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他骂你，是因为他觉得你能做得更好；他对你狠，是因为他不想让你在战场上丢了性命。
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他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脾气火爆的背后，是滚烫的赤子之心；张口就骂的背后，是沉甸甸的担当。
直到现在，还有人记得刘亚楼的暴脾气，可更多人记得的，是他亲手缔造的人民空军，是他为国防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有人说他脾气太差，不懂得体恤下属；有人说他铁血柔情，是真正的军人典范。可不管怎么说，当55岁的刘亚楼闭上双眼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哭了——他们哭的，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是一个心口如一的硬汉。这样的人，骂得越狠，反而越让人怀念，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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