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市公安局。刘虎 摄）
河南漯河警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搞定一个企业家，判他个12年，只需要三样东西：一个敢编剧本的胆子，一张敢写“记录仪丢了”的A4纸，以及一个连造假证据都懒得销毁的粗糙灵魂。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Review
这是一起足以载入“法治魔幻现实主义”史册的事故。
河南漯河，商人李智因涉嫌贷款诈骗和受贿被判12年。警方为了做实铁案，祭出了经典的“三连否”：没有提前做笔录、没有诱供、执法记录仪“不幸丢失”。
原本，按照常规剧本，被告人会在绝望中把牢底坐穿。但在2025年6月13日的河南高院二审现场，辩护律师竟在警方自己移交的案卷深处，随手翻出了一张“不存在”的光盘。
当庭播放，画面太美：嫌疑人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对着警方打印好的《讯问笔录》照本宣科。
那一刻，空气凝固，审判长紧急休庭。
原来，把人送进监狱的不是法律，而是几位警官拙劣的编剧能力和那个忘了清理现场的道具组。
在这个充满了“回旋镖”的时代，我们依然低估了某些办案机关制造惊喜的能力。
以前我们以为，冤假错案的形成，至少需要经过精密的策划、严丝合缝的伪证和上下其手的配合，好歹得像一部诺兰的电影，烧点脑细胞。
但河南漯河警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你们想多了。搞定一个企业家，判他个12年，只需要三样东西：
一个敢编剧本的胆子，一张敢写“记录仪丢了”的A4纸，以及一个连造假证据都懒得销毁的粗糙灵魂。
（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奥斯卡欠兰克君警官一座小金人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那个令人窒息，又想笑的庭审现场。
当律师从卷宗里像变魔术一样掏出那张光盘时，坐在对面的公诉人、坐在上面的法官，以及那几位刚刚还信誓旦旦发誓“绝无伪证”的侦查员——兰克君、张志高、王永泽，他们的心理阴影面积恐怕比漯河市还要大。
这就好比魔术师正在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结果箱子底漏了，观众眼睁睁看着“消失”的助手正蹲在桌子底下吃盒饭。
视频里，嫌疑人李智手里拿着警方打印好的《讯问笔录》，一字一句地念。这不是审讯，而是填鸭式教学；这也不是侦查，而是沉浸式的剧本杀。
如果说李智是无奈的演员，那兰克君警官无疑是严苛的导演。即便在如此简陋的影棚里（没有窗户的指居点），他也力求台词的精准。
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甚至“直接把靶子贴在箭头上”的操作，堪称侦查学上的“降维打击”。
最让人无语凝噎的，不是他们造假，而是造假造得如此敷衍，如此不走心。
依照常理，既然你们已经向法庭出具了《情况说明》，宣称录像“未刻录”且设备“已丢失”，那这张光盘哪怕是拿回家垫桌脚，或者扔进微波炉转两圈，也比夹在案卷里移交给法院强吧？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一种“老子就是法”的绝对自信。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律师是瞎的，法官是聋的，程序是死的，而他们手中的权力是硬的。他们根本不认为有人敢翻这份卷宗，或者根本不认为翻出来能怎么样。
这种“权力的松弛感”，比伪证本身更让人不寒而栗。
2、“情况说明”：一张能擦屁股的神奇纸张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一种文书，其法律效力凌驾于《刑诉法》之上，那就是警方的《情况说明》。
《刑诉法》规定了必须录音录像，律师要求排非。警方微微一笑，打印一张纸：“因设备老化，记录仪丢失。”盖个章，完事。
公诉人信了，一审法院信了。
在漯河这起案子里，《情况说明》被用出了花。
律师要同录？——“丢了”。
律师质疑看守所时间？——“改了”。
律师质疑做伪证？——“不予立案”。
当谎言被当庭戳穿，光盘里的画面把他们的脸打得啪啪作响时，漯河警方在两个月后（2025年8月8日），竟然又出具了一份新的《情况说明》。
这时候，正常的逻辑是：道歉、撤案、查办害群之马。但漯河警方的逻辑是：只要我嘴够硬，尴尬的就是你们。
他们解释说：那是给嫌疑人的“参考资料”，并没有“一字一句照着念”。
这就好比你在被窝里被抓了现行，你非说只是在研究人体构造学。
面对高清无码的视频证据，还能如此面不改色地指鹿为马，这已经不是业务能力问题，这是认知障碍。
他们生活在一个由谎言编织的平行宇宙里，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话语权是物理定律，不可违抗。
3、“指居”：把人变成鬼的流水线
李智的遭遇，撕开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指居）这块遮羞布的一角。这个原本为了特定重案设计的制度，在某些地方已经异化成了“合法刑讯逼供体验中心”。
没有看守所的监控联网，没有驻所检察官的巡视，没有律师的会见。
临颍县党校宾馆，听起来是个学习进步的好地方，实际上却是把人关在无窗房、满地虫子、精神折磨的“黑狱”。
把人往里面一关，不上刑具，光是剥夺睡眠、威胁家人、信息阻断，没几个人能扛得住。
于是，李智扛不住了。
他成了那个乖乖念剧本的“好演员”。
更恶毒的是那个时间差。
明明9月就抓了，非要改成11月进看守所。中间这几个月去哪了？在那个“党校宾馆”里被当成面团反复揉捏。
为什么要改时间？因为那几个月是他们的“创作期”，剧本还没写好，口供还没背熟，怎么能让律师见到人？
律师五次去会见，得到的答复是“查无此人”。
一个人，在法治社会的阳光下，在公权力的档案里，竟然可以被物理删除三个月。这比恐怖片还要恐怖，因为恐怖片还有结局，而这种权力的任性没有底线。
4、养肥了再杀：一种原始的狩猎本能
剥开这层刑事外衣，李智案的内核，依然是熟悉的配方：经济纠纷刑事化。
也就是俗称的：把猪养肥了再杀。
几个商人合伙做生意，赚了十几个亿。分钱的时候不均，产生了债务。正常的商业社会，大家法院见，打民事官司。
但在某些地方，这就成了“围猎”的信号。把债权人抓起来，定个“贷款诈骗”；把以前正常领的工资，定个“利用影响力受贿”。
这逻辑简直无敌：
你帮我干活，赚了钱，那叫你本事大；
我不乐意分你钱了，把你抓起来，你以前干的活就叫“犯罪”，你拿的钱就叫“赃款”。
那个关于红酒的细节充满了黑色幽默：
一瓶酒拍了2800万，大股东卷走1500万，警方不追究。因为如果不追究大股东，李智的受贿罪就不好拼凑了。
法律在这里，不再是准绳，而是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全看背后的“老大哥”需要什么形状。
只要能把人送进去，把钱吐出来，逻辑通不通不重要，事实存不存在也不重要。
5、谁在为这台“草台班子”买单？
如果没有那张意外现身的光盘，李智现在大概已经在缝纫机前思考人生了。
他的12年刑期，将成为兰克君们胸前的军功章。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地方。李智的翻盘，不是因为制度的纠错，而是因为作恶者的懒惰和傲慢。
如果他们稍微勤快一点，把光盘销毁了；
如果他们稍微谨慎一点，把执法记录仪真的砸了；
那么，正义将永远缺席，而邪恶将继续披着法治的外衣弹冠相庆。
现在，底裤已经露出来了，全场观众都看到了。但漯河警方依然站在舞台中央，提着裤子，大声喊着：
“我是正规演员，这是艺术！”
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局依然说着：
“无法证实犯罪事实。”
这是一场巨大的共谋。
在这场共谋里，侦查员负责编剧，看守所负责改时间，检察院负责装瞎，一审法院负责盖章。
整个系统运转得如此丝滑，直到一颗小小的光盘卡住了齿轮。我们不指望兰克君警官能良心发现，毕竟良心这东西在办案指标面前一文不值。
我们只好奇，在河南高院二审的聚光灯下，这台已经穿帮到底裤都不剩的“草台班子”，还能把戏演多久？
毕竟，观众已经不笑了。
观众现在只想退票，并要求把导演送上审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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