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掌握几千万人生死的人，日常是怎样吃饭、怎样喝酒的？斯大林给出的答案，很少和“享受”有关，更多是“利用”与“防备”。
他把深夜酒局变成权力试验场，把宴会当成国家实力的展台，最后却自己缩在办公室的小电炉旁，一遍遍炒鸡蛋、煮通心粉，像个惊弓之鸟。
他一辈子滴酒不沾并不准确，他喝，只是喝得极其精明；倒是别人，在他的酒杯底下吐得一塌糊涂，露出真心与破绽。
这就是斯大林，从酒桌到厨房，他把整套饮食日常，弄成了苏联政治史上最诡异的一出戏。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话：他这辈子最怕的铃声，不是警报，是深夜响起的电话。
因为电话那头若是斯大林，十有八九就是一句：“来孔策沃吃个饭。”
所谓“吃饭”，谁都心知肚明那绝不是简单晚餐，而是一场从晚上十点拖到凌晨四点的酒局。
赫鲁晓夫每次出门前，都得先塞几粒解酒药防身，可药根本挡不住那种“仪式级”的灌酒。
别墅的餐厅里，长桌一字铺开，灯光压得很低。
斯大林坐在主位，身边摆着一个漂亮的长颈水晶瓶，瓶壁挂着细密水珠，像是上好的烈酒。
只有少数人知道，瓶里装的其实是白开水。
他面前的格鲁吉亚葡萄酒，一杯又一杯被他稀释成淡得近乎饮料的东西，他喝得不多，却敬酒极勤。
一句句祝酒词说得动情，非常“同志式”的热情，你敢不给面子？政治局委员们端着杯子，强笑着附和，心里却在打算盘自己还能撑几轮？今晚会不会说错句子？会不会露出一点不该露的真实情绪？
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个个名义上是苏联的二号、三号人物，坐在他对面，却像一群被老师点名的学生。
斯大林呢？他就在旁边慢悠悠抽烟，看着一个个下属在酒精里失去控制。
谁话多了，谁笑得过火，谁开始抱怨家事，谁酒醒得最快，他都记在心里。
这不是宴会，这是不用刑具的审讯室，是一场缓慢进行的心理测试。
1942年，丘吉尔冒险飞到莫斯科。
第一次会谈气氛冰冷，斯大林板着脸，话里话外都是指责：英国怕德国，不肯真正出血。
丘吉尔气得，差点拂袖而去，可到了第三次见面，斯大林突然换了一副面孔，把丘吉尔请到私宅，酒一杯接一杯地倒。
葡萄酒、烈酒交替着上，两人谈战事、谈战后世界的格局，从晚上一直聊到天蒙蒙亮。
丘吉尔后来回忆，那一夜他的头像被铁环箍住，几乎被伏特加熏晕，可事实上，两人之间最关键的一些默契，就是在那张酒桌上敲定的。
先冷后热，先对峙再灌酒，等对方在酒精里把心里话都倒出来，这才是斯大林最熟练的套路。
而在苏联内部，能坐上那张桌子的高层也越来越少。
有人被肃反掉，有人病死，有人学乖了能躲就躲。
到晚年，赫鲁晓夫写道：他们怕的不只是醉，更怕的是醉醒之后，那些无意之言会变成一纸指控。
深夜酒局，其实是一面放大镜，胀大了每个人的弱点。
只有那个往酒里兑水的人例外，他在旁边清醒地记录每一处裂缝。
年轻时的斯大林，对厨房有一种很粗鲁的轻蔑。
被流放西伯利亚时，他和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挤在一间木屋里，三个人约好轮流做饭、打猎。
轮流归轮流，他只认打猎那半条，抓鱼、打野味可以，洗菜、刷锅一概不干。
在他看来，男人进厨房是软弱标志，是革命者不该做的事。
那时候，他吃东西不挑。
格鲁吉亚的酸菜、俄罗斯的黑面包、捞来的鱼、打来的兔子，煮一煮炖一炖，凑合着都能咽下去。
一个长期在流放地与地下党窝点辗转的人，再挑嘴也活不长。
真正开始讲究“吃什么”的，是他稳坐克里姆林宫之后。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他的菜单极其朴素：冬天喝酸白菜炖肉汤，夏天喝新鲜蔬菜做的素汤，再来一份荞麦粥加一小块牛排，甜点是点红莓果酱。
下午五点一杯柠檬茶配点饼干。
听上去，同普通中层干部住的疗养院食堂差不多。
可随着战争胜利、国力恢复，他逐渐意识到，吃饭这件事也可以变成一根政治话筒。
雅尔塔会议就是一个标志，克里米亚刚从战火和占领中缓过一口气，房屋残破、物资匮乏。
斯大林却下命令：十八天之内，把里瓦基宫修成能开高级宴会的样子。
贝利亚亲自盯着四章二十多条的密令执行，成车的食材和器物被拉进半岛银制餐具、精致瓷盘、各型红白葡萄酒、鱼子酱、熏鱼、烤肉……一顿国宴，吃的不是味道，而是向盟友展示苏联的恢复能力和财力。
丘吉尔一踏进宴会厅，对那排场心里就有数了：这个昔日几乎要被打到首都的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而且站得不低。
在这种场合，斯大林吃得很少。
对外，他只是偶尔夹一片鲑鱼、一点鲟鱼、一块干煎牛排，更多是把重心放在和谁碰杯、对谁微笑。
吃什么不重要，被别人看到什么才重要。
但在私下，他仍深爱着格鲁吉亚家乡味。
腌制的咸鲱鱼配生洋葱，再来一杯伏特加，一口咸一口辣一口烈酒，这是最能让他回到旧日记忆的组合；加核桃糊和香料的“萨茨维”，则是他眼中“母亲味道”的延续。
专为他掌勺的格鲁吉亚厨师亚历山大，不只是厨艺好，他出身“可靠”他的家族曾帮助过斯大林求学，是那种政治上能被完全信任的人。
随着年岁渐长，权力高到顶点，他开始对“吃”这件本该放松的事，生出一种近乎变态的怀疑。
一次，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夫看完他的各项指标，坦率地建议他减轻工作、注意休息。
对普通病人，这是忠告；对斯大林，这是危险暗示“离开岗位”在他脑中自动翻译成“交出权力”。
几天之内，维诺格拉多夫失去了自由，被秘密调查，以“企图谋害领袖”的名义审问。
此后所谓“医生案”，在苏联高层掀起了一股对于“医疗人员阴谋”的恐慌。
从那之后，斯大林的餐桌更加封闭。
他只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和孔策沃别墅的餐厅用餐，每一道菜、每一瓶酒，先由侍者试吃、试饮，静置一段时间，确认无异常才能放到他面前。
葡萄酒必须是密封原瓶，由他亲手启封。
那只曾经装水的长颈水晶瓶，在别人眼里已经成了半禁忌的器物谁也不敢随便碰。
类似的怪诞场景，还有审计风波。
贝利亚为了打击警卫总管弗拉西克，搞了一次“生活作风与开支”审查。
账目上赫然写着：某次供应给斯大林的一条鲱鱼，成本高达一万卢布。
数字报到他桌上，他勃然大怒。
一方面是觉得被人当傻子，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他对“被操控”的极度不安。
食物本应是私人的享受，在他那里却处处带着监控与算计。
到晚年，他牙口不行，只能吃细嫩的肉和软烂的菜，许多他曾钟爱的鱼类因为过度捕捞也难以再吃到。
愿意陪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他自己也开始觉得，桌边的每一个眼神，都藏着某种风险。
于是，这个年轻时把“做饭”视为软弱的男人，终于有一天自己走进了厨房。
他在办公室安了一只小电炉，学着某些普通苏联家庭的样子，用搪瓷锅煮通心粉，用铁锅炒鸡蛋。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粗糙到连初级厨师都嫌丢脸。
真正的原因，只有他自己清楚：与其把食物交到别人手里让自己提心吊胆，不如吃难吃一点，但安心一点。
从不肯动锅碗的革命者，最后在自己搭的权力高墙里，成了蹲在电炉边的孤独老人。
1953年2月28日夜晚，孔策沃别墅的灯再次亮起。
那一晚，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都被叫来“聚一聚”。
和以往不同的是，桌上没有烈酒，只有葡萄汁和水果。
斯大林依旧习惯性地把开水倒进高脚杯里，一边啜着饮料，一边和他们谈闲天。
话题从农业、工业扯到国际形势，又拉回莫斯科的日常，时间拖到凌晨，众人才陆续告退。
那是最后一次，正常的夜谈。
随即，他去蒸了桑拿，回房间睡觉，然后再也没有真正醒来。
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召集众人的频率已经明显减少。
一方面是身体每况愈下，血压高得惊人、几次小中风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另一方面，他隐约感觉到，社会上开始出现对他奢华生活的议论。
新的清查与批评风向，让这个曾经用宴会证明国力的人，反而变得收敛。
越到晚年，这个曾经靠喝酒看人心的最高领袖，就越显得孤立。
他不再信任医生，不再愿意体检，不再放心让厨师完全掌勺；他只相信随时能拔掉插头、关掉火的那只小电炉。
外界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在苏联地图上盖下厚重印记的人，晚年的日子竟然如此单调而缩手缩脚。
他死后，赫鲁晓夫下令清点其遗产。
外界原以为能看到一份足以写进史书的“巨额财产清单”，结果让所有人失望几本磨旧的笔记本，几支烟斗，一些散装烟草，十多件穿旧了的衣服，还有一张余额不过九百卢布的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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