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一响，黄金万两。
可要是枪口掉个个儿，那值多少钱？
1949年春天，长江边上黑压压全是解放军，眼瞅着就要过江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安徽南边大别山里头，一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自己就把枪口拧了一百八十度。
带头搞这事的，是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的司令，叫方步舟。
他派人跑去跟解放军接头，说我想带着弟兄们过来。
这事报到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几个领导一听这名字，觉得耳熟，赶紧翻旧档案。
这一翻不要紧，把所有人都给整不会了：这个方步舟，档案里清清楚楚写着，他原来是红26团的团长，毛主席当年开会时还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夸他是“党和军队的好同志”。
一个红军的英雄团长，怎么就成了对面的司令？
这十二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现在大局已定，他又跑回来说要起义，这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
故事得从头说。
1927年那会儿，方步舟还是个热血青年。
大革命的火烧得正旺，结果蒋介石在上海一翻脸，到处都是血。
共产党决定不能就这么算了，得拿起枪杆子干。
南昌城里头，第一枪就这么打响了。
方步舟当时就是个普通士兵，跟着贺龙、叶挺的部队，在枪林弹雨里往前冲。
年轻人，没想那么多，就知道革命是对的，杀反动派是应该的。
南昌那一仗打得轰轰烈烈，但最后还是没撑住。
部队一路往南撤，边打边退，人是越打越少，队伍都快散架了。
朱德、陈毅硬是把这支残兵败将给拢住了，拉扯着上了井冈山，跟毛泽东的队伍汇合了。
就是在这段最苦最累的日子里，方步舟这块好钢，才算真正显出了本事。
他打仗不怕死，脑子也活。
有一次被敌人堵住了，机枪跟下雨似的扫过来，他二话不说，揣着几颗手榴弹就从侧面摸了上去。
一阵烟冒过，敌人的火力点哑了，部队的生路也打开了。
靠着这股子猛劲儿，他从一个大头兵，排长、连长、营长，一级一级往上干。
到了井冈山，反“围剿”的仗打得多了，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30年，他已经是指挥上千人的红26团团长了。
这在当时，可是红军绝对的主力团。
当上团长没多久，他就打了个漂亮的奇袭。
敌人有个补给站，修得跟个乌龟壳一样。
硬打肯定不行，伤亡太大。
方步舟带着人白天化装侦察，晚上专挑难走的路，领着一小队精兵，愣是从一片没人走的烂泥沼泽里穿了过去，直接捅到了人家的屁股后面。
半个钟头不到，战斗结束，缴获的物资堆成了山。
这一仗打完，毛主席在军事会议上，专门把方步舟提出来表扬，说他是“党和军队的好同志”。
这八个字，在当时分量极重，是方步舟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
紧接着，组织上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去鄂东南当道委书记，自己拉队伍、建根据地。
这意思就是，他已经从一个能打的战将，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了。
可人生的路，就怕走错一步。
1937年初，形势变得特别复杂。
红军内部对怎么打仗，也有了不同看法。
就在湘鄂赣省委的一次会上，方步舟被点了名，挨了顿狠批。
上级认为他打仗太“保守”，有“分散主义”的毛病。
说白了，就是觉得他光想着保存自己的那点人马，好几次该主动出击的时候，他都磨磨蹭蹭，错过了战机。
再加上他平时有点我行我素，纪律性不强，新账旧账一起算，直接给他撤了职，还开除了党籍。
这对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向来心高气傲的战将来说，简直是天塌下来了。
昨天还是人人夸赞的英雄团长，今天就成了组织不要的人。
这种落差，换谁都受不了。
他心里那股劲儿一下子就散了。
组织上让他去干点勘察地形的闲活，他越想越憋屈，越想越不甘心。
终于有一天，他借着外出的机会，带着几个心腹，一扭头，跑了，跑到了国民党那边。
这个决定，把他前半辈子所有的荣耀，全都扔进了泥潭里。
到了对面的阵营，要想混下去，就得拿出点“诚意”。
方步舟把自己以前打游击的经验和盘托出，帮着国民党分析红军的战术。
靠着这点“功劳”，他被任命为“第八游击纵队司令”，专门负责在老根据地“清剿”他过去的战友。
可叛徒这条路，比他想的要难走一百倍。
在国民党那套体系里，他这种半路投诚过来的人，永远是外人。
不管他怎么表忠心，人家打心底里就防着他。
他嘴上喊着“反共”，可真要让他带着部队去跟红军硬碰硬，他又打不起精神。
每次都找各种借口，说部队要休整，弹药不够，能拖就拖。
他手下那支所谓的“游击纵队”，执行任务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出工不出力。
这么一来，他就把自己夹在了中间。
共产党这边，他是板上钉钉的叛徒，罪不可恕。
国民党那边呢，看他“剿共”总是不见成效，又怀疑他是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跟共产党还有勾结。
没过多久，军统一纸密令，就把他给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牢。
在牢里，他是有口说不清。
他没法向国民党证明自己的“忠心”，更洗不掉自己背叛革命的污点。
虽然最后被放了出来，官复原职，但这次牢狱之灾让他彻底看明白了，自己在这边就是个用完就扔的棋子，永远不可能被真正信任。
从1937年到1949年，这十二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十二年。
他丢了信仰，没了同志，在两个敌对的阵营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活成了一座谁也瞧不上的孤岛。
时间不等人。
一晃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的大局已定，国民党的军队兵败如山倒。
驻扎在安徽的方步舟，眼睁睁看着他所在的这个阵营一天天烂下去，他知道，老蒋的天下快完蛋了。
摆在他面前的路就两条：要么跟着这艘破船一起沉底，要么，就得在船沉之前，给自己和手下那八百多号弟兄找个救生筏。
他选了后一条路。
他偷偷摸摸地找关系，拐了好几个弯，终于跟第三野战军搭上了线，说他想带着部队起义。
这个请求送到三野司令员陈毅的桌上，陈毅元帅考虑再三，大笔一挥做了批示。
陈毅的意思是，方步舟这个人历史上有污点，这是事实，但现在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时候，能争取一支部队过来，对渡江战役有好处。
看人要往前看。
三野前委研究后，定了调子：起义可以接受，部队欢迎。
但是，方步舟本人，不能重新入党，他的工作问题，以后再另行安排。
这个决定，给足了面子，也守住了原则。
既肯定了他起义的功劳，也表明了党的纪律是严肃的，不是菜市场，可以随便讨价还价。
1949年4月，就在解放军渡江的炮声中，方步舟在皖南拉着他那八百多号人，正式宣布起义，枪口对准了还在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
前来接应他的解放军干部里，有一个人让他百感交集，那是他当年的老战友，时任皖南区委书记的谭启龙。
两个人再见面，一个穿着解放军军装，一个穿着国民党军服，中间隔着十二年的光阴，千言万语，最后只剩下沉默。
新中国成立后，方步舟的最终去向也定了下来。
组织上没有追究他叛变的罪责，算是对他起义功劳的认可。
他被安排到安徽宣城的一家劳改农场当副场长，级别是行政十八级。
从一个曾经统领千军万马的红军团长，到一个管理农场生产的干部，他的人生算是彻底落了地。
在农场，他话很少，做事很小心。
过去那些打仗的功劳和叛变的污点，他都锁在了心里，从不跟人提。
有时候跟农场的年轻人闲聊，会偶尔说起一两句当年在井冈山打仗的事，但总是说个开头就打住。
那段让他又骄傲又痛苦的岁月，成了他一个人的秘密。
1990年，方步舟在安徽病逝。
他没有被追究叛徒的责任，但党籍也再没能恢复。
他在农场平平淡淡地干了几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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