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讲述了一个代购境外平价抗癌药的故事，感动无数观众。影片原型陆勇，因从印度购买未经国内审批的仿制药救助白血病病友，一度被以“销售假药罪”起诉，最终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七年之后，又一桩与“境外抗癌药代购”相关的案件走入公众视野，但这一次，故事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据央视新闻报道，一盒标价1500元的“进口版安罗替尼”，被患者当作救命药服用数月，最终却查出不含任何有效成分。毛某以“代购境外抗癌药”为名，伙同境外人员仿制药品，通过背包客带回国内，经层层分销流入全国市场。这些药片毫无疗效，却让无数患者在绝望中支付了真金白银。
两起案件，看似都与“代购”“仿制”“抗癌药”相关，但内核却有云泥之别。我们可以宽容雪中送炭的“药神”，却绝不能姑息趁火打劫的“魔鬼”。
宽容“药神”，是体谅困境中的善意。陆勇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同情，是因为其行为背后是普通人面对天价药费时的无奈与挣扎。当时，正版抗癌药价格高昂，不少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陆勇代购的印度仿制药，虽然未获国内审批，却含有有效成分，能真实延长患者的生命。他本人也是患者，代购并非为牟取暴利，而是为了自救与救人。
检察机关最终对陆勇不予起诉，这一决定并非对法律的漠视，恰恰体现了司法的温度与智慧。它在法律与人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既维护了药品管理秩序，也回应了生命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此案推动了社会对高价药问题的关注，间接促进了抗癌药降价、医保谈判等一系列制度改善。这种宽容，是对人性善意的守护，也是对民生痛点的正视。
严惩“魔鬼”，是捍卫生命与公平的底线。而毛某的行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并非患者，更无救人初衷，只是看中了危重病人与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将假药包装成“境外平价特效药”进行销售。这些药片不含任何有效成分，患者服用后不仅无法控制病情，更可能因延误治疗而失去生命机会。
更恶劣的是，这种行为直接践踏了两个底线：一是对患者生命健康的极端漠视，二是对知识产权与医药创新生态的严重破坏。安罗替尼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背后是药企长达数年、耗资巨大的研发投入。假药的流通不仅欺骗患者，也侵害创新药企的合法权益，长远来看将打击医药行业的创新积极性，最终损害的是所有患者的利益。
救命药有效成分为0，既是案件也是社会考题，这说明对于救命药还要想办法实现“真救命”。
近年来，国家通过药品集中采购、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推动国产创新药研发等多项措施，已使不少抗癌药价格大幅下降、可及性提升。例如，安罗替尼本身已有多个适应证被纳入医保，患者负担显著减轻。但这还不够，要彻底铲除假药的生存土壤，我们仍需：继续完善医保保障，扩大覆盖范围、优化报销政策，减轻患者药费负担；加强药品价格调控与供应保障，让更多救命药买得到、用得起；
强化全链条监管，对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实施更严密监控，斩断假药黑色产业链；普及医药知识，提升公众辨识能力，减少患者因信息不对称而上当受骗。
在敬畏生命的地方，容不下魔鬼的谎言。医药领域，事关生死，容不得灰色地带。对陆勇的宽容，是对人性善意的保护，是为那些在制度缝隙中挣扎的生命留下一扇窗；对毛某的严惩，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是为社会公平与医药秩序筑起一道防火墙。
法治的真谛，不在于刻板冰冷，而在于精准地区分善恶、权衡轻重。我们期待一个既充满温度、又坚守底线的医药环境：让真正的“药神”不再因制度困境而铤而走险，让每一个“魔鬼”都在法律面前无所遁形，让急需救命药的患者，能看得到希望、用得上好药、走得出困境。
这不仅是司法的责任，也是制度进步的方向，更是我们对生命应有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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