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天的那个下午，北京护城河边的泥地上，瘫坐着一个浑身湿透的老头。
他死死攥着一枚布扣子，哭得整个人都在抖，像个被丢在路边的孩子。
路过的人可能觉的这老头疯了，没人知道，这个满头白发的“疯老头”，就是当年统领十几万大军的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维。
就在几个小时前，那个苦苦等了他27年的老婆蔡若曙，趁他不注意，一头扎进了冰凉的河水里，再也没醒过来。
这不是电影桥段，这是真事儿。
说起黄维，这人有个特别响亮的绰号，叫“书呆子”。
在那个兵荒马乱、人人都忙着捞钱站队的年代，黄维绝对是个另类。
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的脑子进水的事——造“永动机”。
你没听错，就是那个违反物理定律、不烧油不吃电就能一直转的机器。
别人坐牢是想早点减刑出去，他是想在牢里造个“永动机”把地球翘起来。
这真不是笑话。
当杜聿明在琢磨怎么把缝纫机修快点，王耀武在拼命写悔过书争取宽大处理时，黄维在那儿画图纸、磨齿轮。
管理员请来大科学家给他讲能量守恒，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脖子一梗：“那是因为现在的书本写错了！
我就是要证明书是错的！”
这股子跟全世界较劲的“痴气”，也是没谁了。
把时间拨回1948年，这股“痴气”直接把十几万弟兄带进了坑里。
那时候蒋介石急得火烧眉毛，非要把12兵团这个王牌交给黄维。
其实黄维当时压根不想打仗，他就在军校当校长，日子过得挺滋润。
他甚至跟蒋介石谈条件：“打完这一仗，我还回来教书啊。”
结果呢？
这一去就回不来了。
到了战场上，他跟副司令胡琏简直是火星撞地球。
胡琏那是出了名的滑头，打仗讲究灵活，黄维却是死抱着兵书不放。
在双堆集被包围的时候，胡琏主张分散突围，能跑一个是一个。
黄维不干，非要按兵书上说的“夜间突围”，说是隐蔽。
蒋介石看中的不是他的本事，是那股子“叫去死绝不活着”的傻劲。
结果大家也知道，夜间突围一片混乱，自己人踩自己人，12兵团直接被打成了筛子。
黄维坐着坦克没跑多远就被俘虏了，这一关，就是二十多年。
进了功德林，大伙儿多多少少都学会了“低头”，毕竟人在屋檐下嘛。
第一批特赦的时候，别人都忙着表现，他故意留大胡子、不洗澡，还在学习会上拍桌子。
他甚至冲着以前的同僚喊：“只要是战场上真刀真枪赢了我的，我佩服；让我低头认罪？
没门！”
这种“硬骨头”的精神，直接让他错过了1959年的第一批特赦。
看着杜聿明他们高高兴兴回家过年，黄维心里慌不慌？
肯定慌。
但他那张被“面子”撑起来的脸，硬是没让他低下来。
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一犟，把下半辈子都犟进去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真正让他破防的，不是共产党的监狱，而是国民党那帮“兄弟”的背刺。
黄维在牢里蹲着，总觉的自己是在为“党国”尽忠，是在讲义气。
当初让他写信劝降被围的将领，他死活不干，觉得不能出卖朋友。
可现实反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就在他被俘后，蒋介石为了甩锅，直接把他定性为“无能误国”。
最惨的是他老婆蔡若曙。
这女人带着孩子流落到台湾，想去领点抚恤金活命。
结果你猜怎么着？
那个当年跟黄维称兄道弟、后来侥幸逃跑的胡琏，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指着孤儿寡母骂：“黄维害死了十几万人，他老婆活该饿死！”
他心里的“义”，在别人眼里连张手纸都不如。
这段往事，黄维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刚听到的时候，这老头的大男子主义又犯了，竟然还怪老婆：“你怎么能去求他？
我黄维的老婆不能这么没骨气！”
可随着时间推移，当他知道妻子为了等他，吃了安眠药自杀被救回来，精神都恍惚了，每天活在恐惧里，这座“石像”终于裂开了。
他终于明白，自己守了一辈子的“道”，在那些政客眼里就是个笑话；真正为他的固执买单的，是那个柔弱的女人。
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黄维终于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时候他都71岁了，背也驼了，手也抖了，那台“永动机”最后也证明是瞎折腾。
他本想着，剩下的日子好好陪陪老婆，赎赎罪。
可是，太晚了。
长期的等待和各种运动的惊吓，早就把蔡若曙的神经摧毁了。
黄维回家后，她就像个惊弓之鸟，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转身这老头又被抓走了。
哪怕黄维去单位上班，她都要在大门口等着。
这哪是团圆啊，分明是迟到了二十七年的催命符。
那天，黄维因为工作忙，稍微忽略了妻子一下。
蔡若曙那种被抛弃的恐惧感瞬间爆发，趁着没人注意，她走到了护城河边，纵身一跳。
妻子的死，彻底压垮了黄维。
晚年的黄维，经常一个人对着孤灯发呆。
他跟儿女们说过，这辈子最后悔四件事：一是当初不该接那个倒霉的司令，自己就是个教书匠，非要逞能；二是太傻，为了所谓的“兄弟情义”死扛，结果人家把他当傻子耍；三是亏欠了子女，让他们顶着“战犯家属”的帽子受罪。
而最让他痛心的第四件事，就是对不起老婆。
他说：“我犟了大半辈子，自以为是英雄，其实是天下最蠢的傻瓜。
若不是我那时候非要搞什么‘永动机’，非要争那口气，早点特赦出来，你妈也不至于走得这么早。”
所谓的“硬汉”，其实就是个不懂拐弯的糊涂蛋。
黄维这一辈子，从信奉死理的教条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满怀悔恨的孤寡老人。
在那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个人的固执如果方向反了，不仅挡不住车轮，还会把自己最亲的人碾得粉碎。
当他在那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攥着那枚湿布扣子痛哭时，或许才终于看清，比什么“主义”、什么“面子”更珍贵的，从来都是眼前那个活生生的人。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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