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在辽西一处尚未完全建成的试验场上，一枚外形像一架小飞机的银色飞行器，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在海岸边的发射架上。身穿55式军服的技术人员在反复核对线路、燃料和发射参数后，下达了点火指令。助推器喷出火焰，飞行器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脱离发射架，飞向目标。
这是刚刚成立半年多的中国第一个岸舰导弹营首次发射岸舰导弹：一枚苏联提供的成品P-15。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导弹化海上打击方式。
这次发射的目的是为了“学会怎么用导弹”，在苏联官兵协助下，中国军人逐渐熟悉了反舰导弹的操作流程。对中国海军来说，这是一次技术启蒙，也是随后展开仿制的第一步。
1959年试射后，中央军委明确将苏联P-15型舰舰导弹确定为中国反舰导弹发展的起点，于1960年初正式开始仿制。
一机部决定在南昌飞机厂设立专门机构，承担舰舰导弹的仿制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完成过多型苏联飞机的仿制任务，具备较为完整的工艺体系。很快，一座导弹总装测试厂房开始建设，生产线同步铺开。
1961年至1963年，随着苏联撤走专家和经济形势紧张，国防工业被迫调整节奏，P-15导弹的仿制进度放缓。技术人员这时的工作是，系统对比苏联提供的资料与实物之间的差异，通过反设计，重新梳理导弹的总体布局和各分系统逻辑。
1963年4月，国防科委专门召开P-15型导弹专业会议，集中研究仿制过程中暴露的关键问题。五院重新任命吕琳为总设计师，导弹开发速度恢复。
为突破导弹试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南昌飞机厂在总工程师苏敏、副总工程师毕意藻组织下成立多个攻关小组，集中力量解决工艺难题。其中，弹头整流罩是个难题。它不仅需要足够的结构强度，还必须满足透波性和尽可能低的重量要求，是公认的导弹关键技术之一。
整流罩攻关组进行了将近200次试验，于1964年7月掌握了弹头整流罩成型工艺，在苏联资料缺失情况下，成功研制出泡沫塑料玻璃钢天线整流罩；随后又借鉴飞机蜂窝机头罩经验，研制出工艺更简、成本更低的玻璃钢蜂窝夹层结构整流罩。
在弹翼制造方面，南昌飞机厂组织设计和工艺人员前往上海铸造研究所学习论证，经过反复试验，搜集国外资料分析，用笨办法试验，最终解决了铝合金弹翼壁板挤压铸造中的成型、机械性能及热处理校形等关键问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同时，在舵面与副翼化学铣切工艺，以及冷气瓶、氧化剂箱、燃烧剂箱等部件的氩弧焊焊接工艺上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关键技术的相继突破，为后续导弹仿制扫清了主要障碍。1963年10月，P-15导弹在南昌飞机厂投入试制。
1964年8月，导弹通过全弹静力试验。同年11月至12月，在吕琳和海军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冰野组织指挥下，于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模型弹陆上发射试验，重点考核助推段飞行情况、助推器工作性能及发射对艇上设备和人员的影响。
试验在模拟导弹艇上进行，为直观评估安全性，试验人员在驾驶舱内和发射架附近分别放置数只羊。试射结束后发现，位于发射架附近的羊有的被强烈气流吹离原位死亡，有的因震动过大死亡；而驾驶舱内的羊则未出现异常情况。同时，导弹在发射过程中未与任何部件发生碰撞，验证了导弹发射对驾驶舱内人员是安全的。
1965年，在海军试验基地辽西导弹试验场海域，利用苏制大小两种导弹快艇，先后进行了模型弹的海上有线遥控系泊发射试验和航行发射试验，共发射模型弹5发，均获成功。
试验也暴露出问题：原设计的发射筒前盖强度不足。现场采取加固措施后，再次进行发射试验，一切正常。与此同时，导弹发动机、驾驶仪和末制导雷达也分别由一一一厂、二三二厂和七八一厂仿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五月，海军试验基地辽西导弹试验场进行了从岸上向海上发射遥测弹的试验，重点考核导弹各系统的工作性能和命中精度，共发射3发，均获成功。这次试验中，辽西导弹试验场首次启用无线电遥测设备，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弹上设备的工作参数，为试验结果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内弹道数据。
为获取导弹末段飞行实况，电影摄影人员冒着风险，乘坐小型渔船在靶场海域长时间待机，成功拍摄到导弹掠海逼近目标的关键画面。同年六月，又进行了遥测弹海上飞行试验，发射3发，命中两发，完成了研制性飞行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多次发现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与实物存在不符之处，同时还存在艇、弹设备之间不协调的问题。
1966年11月，国防科委、海军组织了导弹定型试验。
试验由海军试验基地参谋长王际鲁担任指挥长，共投入舰艇12艘，飞机2架，并启用了光测、遥测、时统等多套试验仪器设备，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试验体系。试验以固定靶标和高速运动靶艇为目标，按照不同飞行高度和射程条件，分别实施单射和双发齐射。共发射导弹9发，命中8发，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1967年8月，中国仿制的第一代舰舰导弹——上游1号，经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批准，正式设计定型。距离导弹立项已经过去8年。
1974年5月，海军向中央军委和国家计委请示，申请改进上游1号，改进型号定名为“上游1号甲”，重点提高导弹的抗干扰能力和飞行性能。主要技术措施包括：采用七八一厂研制的单脉冲晶体管化小型雷达、七八二厂生产的无线电高度表，以及一一一厂提供的简化发动机。与此同时，二三二厂在蒋龙谭主持下，首次采用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设计完成模拟式计算机控制系统，满足了导弹超低空飞行弹道的控制要求。1975年第三季度，经低空模拟试验验证，导弹在掠海飞行状态下能够正常跟踪并捕捉目标。
1977年至1980年间，上游1号甲导弹先后进行了三次定型试验，试验中导弹命中情况不稳定，出现了飞行失败的情况。
分析认为，除弹上雷达、驾驶仪等设备故障外，导弹固有频率与命中效果存在关联，弹上振动环境被确认是影响试验结果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查明原因，南昌飞机厂组织开展了上游1号甲导弹与上游1号导弹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上游1号甲导弹的固有频率偏低。
1981年2月，三机部副部长何文治主持召开故障分析与协调会议，决定通过严格保证成件质量等技术措施，对相关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在南昌飞机厂设计所所长彭历生主持下，开展了大量针对性试验，并采取了在雷达舱配重处增装减震器、减小电爆管点火对无线电高度表瞬间冲击等改进措施。七八一厂同时对自频调系统采取减震处理，并选用“七专”元器件，以提高产品可靠性。
1982年，导弹进行第四次定型试验并获得成功。
1984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上游1号甲导弹设计定型。该型导弹的研制成功，显著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并为实现超低空飞行迈出了关键一步。
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南昌飞机厂一直没有放弃对上游1号的降低飞行高度的研究，于1979年11月首次实现二次降高飞行，表明导弹在掠海飞行时，雷达系统与驾驶仪系统的匹配问题已基本解决。1983年，上游1号甲二次降高弹通过部级鉴定，显示其超低空飞行性能已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以上游1号和上游1号甲为代表的研制，跨越了前后20年时间，属于“难度中上、风险很高、但并非世界顶尖”的反舰导弹工程实践。其真正价值在于系统工程能力的建立，而不是单项技术的突破。
反舰导弹本身并不算“前沿概念”。1960年代初，美苏已经拥有多型反舰导弹（如P-15、Regulus衍生体系、早期海基巡航导弹），这并不是一个未知领域。中国的难点在于，没有成熟的导弹工业链、没有长期积累的制导与控制理论、没有完善的试验与数据体系。这意味着难度不在“造导弹”，而在于在极不完备的工业与电子基础上，把反舰导弹这个系统跑通。
真正“硬”的技术难点集中在三类问题上：
一、舰载环境适配（这是当时国内的高难点）。导弹必须在舰艇摇摆、振动、高温高湿、盐雾环境中工作，发射距离驾驶舱仅三四十厘米，尾焰 2000℃、强噪音、强气流。
二、低空掠海飞行控制（当时属于世界性难题）。无线电高度表“多指”问题、雷达多路径效应、振动频率与控制系统耦合、固有频率影响命中概率，这些即便在美苏同代导弹中也长期存在。
三、系统集成。雷达、驾驶仪、发射装置这些系统之间不匹配，而导致失败，正是导弹工程中最难、也最容易被低估的部分。
在资源受限条件下，上游一号的完整性达到了世界主流水平、完成了少数国家才能完成的工程闭环，这才是这个型号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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