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25号傍晚六点，关闸那边出了事，一个葡萄牙兵踩在中立区的木桩上晃来晃去，故意挑衅我方哨兵赵学登，赵学登忍着没动，对方以为我们这边害怕，就喊来七八个士兵一起往前压，有个葡萄牙兵用刺刀捅伤我方班长，班长一倒地，战士们没有等命令就扔出手榴弹，枪声立马响起来，两边都没接到开火指令，但这些士兵都打过抗战和内战，反应快得很。
当晚八点，澳门那边的葡军更加过分，他们用大炮朝我们这边打过来，想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我们的前哨没有请示就开始还击，要不是排长拦着，有人真想冲过去，那时候解放军刚刚打完仗，战斗经验比他们强太多，他们根本没想到我们会这么硬气，还以为靠几门炮就能吓住我们。
战后我们封锁了关口，澳门七成的粮食蔬菜都依赖这边供应，这一封锁导致城里立刻陷入慌乱，二十多天后有钱人开始逃往香港，街上米价上涨了三倍，连菜也买不到，老百姓天天排队抢购物品，谣言到处传播，澳督史伯泰着急却控制不了局面，真正支撑澳门的是本地华商，何贤和马万祺这两人成了全城人的依靠。
在中央开会时，有人提议派遣一支步兵师前往当地控制局面，叶剑英表示，澳门民众是我们的同胞，他并未调动军队，而是派人请何贤与马万祺回来商议，这种做法并非高深策略，只是清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依靠人情来处理，这两位商人虽不在政府任职，但在澳门很有影响力，能够沟通双方意见。
谈判时我方提出三个条件，要求对方道歉、写下保证书、赔偿牺牲者家属，何贤去跟澳葡政府谈这件事，经济局长罗保听到后几乎跳起来，说这简直是丧权辱国，
何贤直接回应他说共产党连美国都敢打，难道会怕你们吗，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很有分量，表明中国那时已经不再是谁都能随便欺负的国家。
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出来做这件事，因为他们不是官方的代表，却是澳门华人社会里最熟悉的面孔，柯麟、柯正平兄弟也在中间帮着传话，这说明中共在澳门早就有了自己的联络渠道，他们不是去谈生意的，
而是去表达一种态度——这里的老百姓是我们的人，他们的行动其实是在关键时刻由民间力量主动站出来承担。
那时候澳门缺粮食缺到有钱人也要排队买米，一般人家只能喝稀饭，何贤和马万祺一边联系内地让物资运过来，一边劝大家不要着急，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拿枪，可是做的事比谁都关键，没有他们的话，澳门可能早就乱得不成样子了。
这场冲突起因简单，就是一名士兵先挑事，结果变成炮击和封锁，但真正决定事情走向的，不是枪炮，而是人，是那些平时做买卖、做善事的商人，在关键时候站出来承担局面，他们不算英雄，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这种事往往比打仗还要难处理。
后来事情平息下来，澳门恢复了物资供应，物价逐渐回落，但很多人不清楚那二十多天里整个城市是靠几位商人支撑过来的，他们没有登上报纸，也没有得到表彰，
可老百姓心里都明白是谁在危急时刻帮了他们一把，历史往往如此，大事件的背后总有一些普通人默默把事情办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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