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安康的午后闷热难耐。
小芬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手里紧紧握着手机，手指关节绷得发白。
屏幕一次次亮起又暗下，始终显示着“通话中”的字样。
这已经是她今天给妈妈张淑珍拨的第三十一通电话了。
头顶的吊扇慢吞吞转着，吱呀作响，却带不来多少凉意。
小芬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像被什么东西揪着。
中午十二点半，妈妈来过电话，说工地午休，她先去镇上的供电所交电费，顺便买点菜就回来，让小芬在家先把米饭蒸上。
小芬当时还嘱咐了句“天热，路上慢点”，没想到这成了母女间最后一句平常的对话。
一点、两点、三点……太阳渐渐西斜，门前的影子越拉越长。
妈妈说的“很快就回”成了一个空荡荡的话。
小芬起初以为供电所人多排队，或者妈妈路上碰见熟人聊了几句。
可到了下午四点，门口那条土路依然静悄悄的，不见电动车，也不见人影。
她真的慌了，每隔几分钟就打一次电话。
听筒里漫长的“嘟——嘟——”声，每响一次，她的心就往下沉一点。
“该不会是出事了吧？”小芬站起身，在堂屋里来回走。
妈妈46岁，去镇上的这条路骑电动车骑了十几年，熟得不能再熟。
她平时做事很有交代，就算临时有事，也一定会打个电话回来。
像今天这样电话通着却无人接听，从来没有过。
不能再干等下去了。
小芬抓起钥匙冲出家门，她得先去妈妈干活的包工头家问问情况。
1、
小芬妈妈在柳家村的建筑队打零工，包工头姓陈，家就住在村口。
她蹬上自行车冲出院门，车轮碾过被晒得滚烫的土路，扬起一阵干燥的尘土。
风里夹杂着路边玉米地散发的青涩气味，可小芬却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
陈师傅家大门紧闭。
小芬使劲拍着门板，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
“陈师傅！陈师傅在家吗？”
拍了快一分钟，门才“吱呀”一声开了。
陈师傅穿着背心短裤，眯着眼，像是刚被吵醒：“小芬？这大热天的，出啥事了？”
“陈师傅，你见着我妈了吗？”小芬嗓子发紧，话说得又急又快，“我从中午就找不着她，电话通了没人接！她说去镇上交电费，可到现在都没影儿！”
陈师傅愣了一下，揉了揉眼睛，清醒了些：
“你妈中午收工是跟我一块儿走的，骑电动车跟我并排到村东头那个岔路口。她说要拐去镇里的小路交电费，还跟我说了句‘陈师傅，明儿见’呢，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岔路口？去供电所那条小路？”小芬追问，“那条路来回顶多半个钟头，怎么可能现在还不回来？”
陈师傅也皱起了眉头：“是啊，按理早该到了。会不会顺道去别处了？走亲戚啥的？”
“不会的！”小芬用力摇头，“我妈要去哪儿肯定会告诉我！”
她眼泪终于憋不住，滚了下来，“陈师傅，你再仔细想想，中午分开的时候，我妈旁边有别人吗？有没有啥不对劲的？”
陈师傅低头琢磨了一会儿，忽然一拍大腿：“你这么一说……我当时好像看见岔路口那边站了个男的，个子不算太高，皮肤挺黑，就直愣愣盯着你妈看，神色有点怪。你妈拐进去之后，那男的还凑上去跟她搭了句话，具体说啥我没听清。我赶着回家吃饭，就没多注意。”
“男的？”小芬心里咯噔一下，“你认识吗？是咱村还是柳家村的？”
“眼生，没见过。”陈师傅摇摇头，神色也认真起来，“小芬，你先别急。兴许就是个问路的。这样，我喊上几个附近干活的，咱们顺着那条路去找找。说不定你妈车坏了，或者在哪耽误住了。”
小芬咬着嘴唇点点头，眼泪却流得更凶了。
小芬跟着陈师傅到村口叫人。听说张淑珍不见了，村里人很快聚拢过来，都是乡里乡亲，没多会儿就凑了十几个男人。
大家带上手电筒，沿着村东头那个岔路口，往镇上的方向一路寻去。
小路两边是密实实的玉米地，杆子有两米多高。
风吹过，玉米叶子哗啦哗啦响。
小芬走在最前头，心越揪越紧。
她边走边喊：“妈！妈！你听见吗？”
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出去，又空空地落回来，没有半点应答。
走了大约十来分钟，后面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小芬！你看路边草里，那是不是你妈的车？”
小芬猛地抬头，顺着那人指的方向看去。
小路边的荒草丛里，歪倒着一辆红色电动车。
车筐里还放着一个花布袋子，露出一截不锈钢水杯的把手。
那就是她妈的车！
“妈——！”
小芬像是被什么推了一把，发疯似的冲过去。
她把车子扶起来，车钥匙还好端端插在锁孔上。
布袋子看着也整齐，不像被人翻过。
可人呢？人去哪儿了？
“大伙儿散开，在附近仔细找找！”陈师傅喊了一声。
村民们分头钻进玉米地，手电筒的光束在密密麻麻的玉米秆之间晃动、交错。
小芬攥着妈妈的水杯，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里。
她忽然感到一阵窒息，心脏像被人狠狠捏住了。
“这儿……这儿有个坑！”
玉米地深处传来一个村民变了调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惊慌，“小芬……你，你过来认认……这衣服是不是……”
小芬的腿瞬间就软了。
她撑着电动车，一步步挪过去。
几个村民围在一处，脸色都铁青着，有人默默给她让开一条缝。
玉米地深处有个土坑，约莫一米多深，被周围格外茂盛的玉米秆遮得严严实实。
一个村民把手电筒递给她，别开了脸。
小芬的手抖得厉害，按了好几下才把电筒按亮。
惨白的光柱照进坑底……
“啊——！！！”
一声凄厉到不像人声的尖叫猛地撕破了空气。
手电筒从她手里滑脱，“咚”地砸在土里。
坑里，她的妈妈赤身躺着，眼睛瞪得很大，脸上凝固着极度的恐惧。
身上到处是淤伤和抓痕，样子惨不忍睹。
“妈啊——！”
小芬整个人瘫倒在坑沿，哭嚎声撕心裂肺。
围着的村民都沉默地低下头，有人重重叹了口气。
有人摸出手机，按下了110：
“喂，公安局吗？我们这儿，安康陈家呗村的玉米地里，发现个女的……人没了，看样子是被人害了……”
2、
安康警方接到报案，不到二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黄色的警戒线很快拉了起来。
穿着制服的民警带着勘查设备走进玉米地，后面跟着拎工具箱的法医。
傍晚的阳光被高密的玉米林切割成碎片，现场显得阴暗而压抑。
一股混杂着泥土腥气和别的什么的、令人不安的气味，在空气里慢慢弥漫开来。
接手这起案子的是安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赵队长，五十来岁，脸上带着常年办案磨砺出的沉稳。
到了现场，他先向发现尸体的村民和小芬了解情况。
小芬哭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断断续续地，把妈妈怎么失联、陈师傅又怎么提到陌生男人的事说了一遍。
“陈师傅，麻烦你再仔细回想一下那个陌生男人的样子。”赵队长拿出笔记本，“穿着打扮，有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地方，比如纹身、疤？”
陈师傅眉头拧成了疙瘩，努力回忆着：
“天热，我记得他穿了件灰不溜秋的短袖，裤子颜色深，黑还是蓝的真记不清了。纹身疤痕没瞧着，就记得那人皮肤黑，脸色阴着，看人的眼神……啧，说不出的别扭，有点瘆人。”
“他跟你工友打招呼的时候，她是什么反应？像认识，还是觉得突然？”赵队长追问。
“这个我真没看清。”陈师傅有些懊恼，“我那会儿已经骑出去一截了，就回头瞥见那男的凑上去说了话，淑珍停了车，像是也回了他两句，然后我就拐弯回家了。早知道会出这天大的事，我当时说啥也得停下来看个明白。”
赵队长点了点头，没再多问，转身走向案发现场。
法医已经开始初步检验。
赵队长戴上手套，蹲在土坑边仔细查看。
坑边的泥土松软，留着几枚清晰的鞋印，看花纹是男士运动鞋，尺码大概42。
死者身上伤痕不少，手臂和大腿布满了抓痕，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些许皮屑和玉米叶的碎渣，看得出生前反抗得很激烈。
“赵队，”法医站起身，低声说，“初步看是机械性窒息，脖子上的扼痕很明显。生前遭受过性侵。但有个很不寻常的地方……
我们在死者身上多处都检出了男性的生物检材，这些部位……不太符合一般性侵害的规律。凶手的行为很反常，带有明显的泄愤和凌辱意味。”
“多处？”赵队长眉头锁得更紧，“意思是，他不仅作案，还故意在多个地方留下痕迹？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凶手对死者可能怀有极强的恨意，或者心理极度扭曲。”法医分析道，“通常这类案子，凶手会尽量避免留下证据。可这位反其道而行，更像是在‘标记’或者宣泄某种极端情绪。
另外，死者身上的抓痕力度很不均匀，有些非常深，凶手当时的情绪应该相当失控。”
赵队长直起身，看了看四周层层叠叠的玉米地。
这个土坑的位置实在太隐蔽了，被长得格外茂盛的玉米秆团团围住，要不是熟悉地形的村民有心搜寻，从外面根本发现不了。
“凶手对这块地方应该很熟，知道有这么个藏得住人的坑。”赵队长分析道，“选在这里下手，说明他怕人发现，有点躲避侦查的意识。再结合陈师傅看见的那个生面孔，这人很可能就是本地的，或者经常在这片活动。”
他顿了顿，接着说：“还有一点，凶手和张淑珍，很可能认识。按陈师傅的说法，那男的上前打招呼，张淑珍停了车还跟他说了话。如果完全是个生人，张大姐一个中年妇女，在偏僻小路上，多少会有些防备，不会轻易停下来交谈。再看作案手段这么狠，带着股强烈的恨意，更像是熟人之间结了仇，下了死手。”
现场勘查结束后，张淑珍的遗体被运回局里做进一步尸检。
警方同时对发现尸体的玉米地及周边展开了拉网式搜索，希望能找到衣物纤维、烟头或者凶器之类的线索。
但除了那几枚鞋印和死者身上提取到的生物检材，再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随后，警方开始重点排查张淑珍的社会关系。
赵队长带着人走访了她住的村子和她打工的工地，向乡亲和工友们打听情况。
可问了一圈下来，结果却让办案的民警有些无从下手。
几乎所有人的说法都很一致：张淑珍夫妻俩为人实在，脾气也好，在村里人缘不错，从来没听说跟谁有过节。
“张姐这人忒勤快，除了在工地干活，就是回家操持，从不东家长西家短。”
一个工友这么说，“她男人在外地做工，她一个人拉扯闺女，日子紧巴，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见谁都和和气气的，谁能跟她有这么大仇？”
“是啊，我跟她做了十几年邻居，就没听她跟谁高声说过话。”邻居大妈也证实，“她家小芬也乖，母女俩日子是清苦点，但安安生生的。说谁跟她有仇，那真叫没影儿的事。”
张淑珍的老公接到噩耗，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
进门见到女儿，父女俩抱头痛哭。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怎么也想不通：
“我在外面干活，每月钱都寄回家，她在家安安分分的，能得罪谁啊？”
线索好像一下子全断了。
案子的矛盾点让赵队长感到棘手。
从现场和尸检看，像是熟人带着恨意作案；可一查张淑珍的社会关系，却发现她几乎与人为善，找不出任何仇家。
难道从一开始就想错了？
凶手只是个陌生人？
可如果是随机作案，那股子强烈的仇恨和反常的凌辱行为，又该怎么解释？
3、
赵队长坐在办公室，翻着厚厚的案卷，眉头就没松开过。
他拿起现场照片：那个隐蔽的土坑，不幸的受害者，还有提取到的鞋印和生物检材报告。
“有地方不对劲。”他对着照片自言自语，“这手法不像是临时起意，更像是有备而来。要不是熟人，那这股恨意……从哪儿来的？难不成，他不是恨张淑珍这个人，而是恨她所代表的某一类人？”
想到这里，赵队长的心猛地一动。
或许，凶手的仇恨对象并非张淑珍本人，而是“像张淑珍这样的中年女性”。
他可能将对某个特定女性的怨恨，扭曲地发泄在了无辜的过路人身上。
“得换个思路。”赵队长立刻召集队员们开会，“调查范围不要只盯着张淑珍的熟人圈。重点排查附近几个村里，那些有暴力倾向、心理不太稳定，特别是最近和女性发生过矛盾，或者情绪有明显变化的男人。
同时，以现场提取到的鞋印和生物检材为依据，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筛查，一个都不能漏。”
新的排查工作迅速铺开。
附近三个村子，常住人口两千多，初步符合“男性、青壮年、有暴力记录或风评异常”条件的，列出了一百多人名单。
民警分成若干小组，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核对信息，并依法采集可疑人员的生物样本，与现场证据进行比对。
排查进行了三天，大部分人的嫌疑被初步排除。
直到一个来自柳家村的男人胡建军，进入了警方的重点视线。
胡建军，38岁，离异。有个十岁的儿子，平时跟着胡建军的爸妈生活。
民警第一次上门是下午两点多，胡建军不在家，他爸妈说他早上出去后就没回来。
民警留下了联系方式，让他回家后务必主动联系。
但等到天黑，胡建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民警再次来到胡建军家。
他爸妈说，胡建军昨晚是回来了，可一大早又出了门，不知道去了哪儿。
这个情况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一个本村的常住人口，偏偏在警方排查期间行踪不定，连续两天“不在家”，这未免太过巧合。
他们决定在胡建军家附近蹲守。
下午四点多，一个身穿灰色短袖、深色裤子的男人走进了胡建军家的院子，正是胡建军本人。
蹲守的民警立刻上前，出示了证件：“胡建军，我们是安康市公安局的，需要找你了解些情况。请你跟我们回局里一趟。”
胡建军见到警察，脸“唰”地白了，眼神躲躲闪闪，话也说不利索：
“警……警察同志，我、我没干啥啊……为啥要去局里？”
“只是例行询问，请你配合。”民警的语气不容商量。
胡建军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跟着上了警车。
在公安局的询问室里，胡建军显得非常紧张，两只手不停地互相搓着。
民警问话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
“八月十号，也就是案发当天下午，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民警问。
“我……我那天，好像是在村里跟人打牌，”胡建军低着头，不敢看人，“跟几个朋友，从上午打到下午。”
“具体是哪几个朋友？在谁家打的？”
“就……就村里那几个，常在孙贵家玩的。”胡建军报了个名字。
民警当即联系了孙贵核实。
可孙贵却说，案发当天他根本不在家，一早就去镇上的亲戚家了，其他几个被提到的人也表示当天没见过胡建军。
很明显，胡建军在说谎。
“胡建军，”民警加重了语气，“你要讲实话。案发当天你到底在哪？隐瞒对你没好处。”
胡建军的身体明显哆嗦了一下，脑袋垂得更低：
“我……我可能记混了……不是在孙贵家，是在别的地方打的……”
“什么地方？和谁？”民警追问。
胡建军支支吾吾，再也编不出个所以然来。
民警判断他心里有鬼，但证据还不充分，决定先让他回去，同时暗中观察他的动向。
胡建军从公安局出来后的行为，更加反常。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村里漫无目的地乱转，看到警车就下意识地躲闪，和村民说话时眼神也飘忽不定。
有村民向民警反映，胡建军最近好像换了双新运动鞋，以前常穿的那双灰蓝色运动鞋不见了。
而且他这段时间总显得心神恍惚，晚上睡不好，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火。
“这个胡建军，确实很可疑。”赵队长在听取汇报后，当即决定对胡建军实施重点监控，并依法提取他的生物样本，与现场检材进行比对。
比对结果出来的那天，赵队长正在办公室梳理线索，技术科的同事拿着报告快步走了进来：
“赵队，匹配上了！胡建军的生物样本，与现场提取的男性生物检材完全一致！”
“好！”赵队长一下子站了起来，“立刻申请逮捕手续，抓人！”
当晚，民警在胡建军家中将其抓获。
面对铁证，胡建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
审讯室里，他低垂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抬起脸，声音干涩地说：
“是我……人是我杀的。”
胡建军认罪，让一直紧绷的警方稍微松了口气，但更大的疑问也随之而来。
之前的调查显示，胡建军与死者张淑珍素不相识，毫无瓜葛。
他究竟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女人下这样的毒手？
“你为什么要杀害张淑珍？你们之间有仇吗？”赵队长坐在他对面，沉声问道。
胡建军摇了摇头，眼神有些涣散：“我不认识她……没仇。”
“没仇？”赵队长的语气加重了，“那你为什么要对她实施侵害，最后还要她的命？你知道你的行为毁了什么吗？
张淑珍的女儿才十几岁，没了妈。你的爸妈和儿子，往后也要因为你，在人前抬不起头！”
胡建军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眼泪毫无征兆地滚了下来。
在民警的逐步引导下，他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缘由。
这个动机，让在场的办案人员都感到心头一沉。
4、
“我恨女人……特别是像她那个年纪的女人。”胡建军的声音里浸着一种扭曲的恨意，“都是因为我前妻。”
据胡建军交代，他和前妻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当时媒人把女方夸得千好万好，说他能娶到是福气。
胡建军那时年纪不小了，家里催得急，没怎么深入了解就结了婚。
可婚后没多久，问题就全暴露了。
胡建军自己没什么上进心，不愿出远门打工，总想着靠爸妈接济。
婚后的家庭开销，多半靠爸妈的积蓄和前妻在附近工厂打工挣的工资维持。
前妻眼看日子过得紧巴巴，心里着急，常劝他出去找个正经事做。
胡建军非但不听，还动不动就吵：“我家有钱，用你瞎操心？”
前妻对他越来越失望，后来竟然在外面有了别人。
有一次，胡建军提早回家，正好撞见前妻和那个男人在自己屋里。
他当时血就往头上涌，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捅了过去，前妻躲得快，只受了点皮肉伤。
这事儿之后，两人的婚姻也彻底到头了。
法院把儿子判给了胡建军，可他压根不想带孩子，直接把儿子扔给年迈的爸妈，自己整天在外面混，迷上了赌博。
赌输了，他就去找前妻要孩子的抚养费，说“儿子也是你的，你得出钱”。
可前妻因为之前被他捅伤的事，对他又恨又怕，每次都不给，还会骂他“烂泥扶不上墙，不配当爹”。
“她凭什么那样骂我？”胡建军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拳头攥得死紧，“是她先对不起我！她敢背叛我，还敢瞧不起我！我宁愿坐牢，也咽不下这口气！”
离婚后的几年，胡建军的日子越过越糟。
赌博输光了爸妈的老本，还欠下一堆债。
他把所有的不顺都算在前妻头上，觉得是她毁了自己的人生。
慢慢的，这股恨意越来越扭曲，从恨前妻一个人，扩散到恨所有中年女人。
在他眼里，这个年纪的女人都“虚伪、自私，信不过”。
案发那天，胡建军又去赌了，结果把借来的两千多块钱输了个精光。
输钱后他心烦意乱，脑子里反复闪回前妻骂他的样子，还有那些催债的嘴脸。
他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乱逛，不知怎么就晃到了那片玉米地附近。
“我当时心里堵得慌，就想找个人出气。”胡建军低着头，声音开始发哽，“我想，凭什么我过成这样，那些女的就能好好的？我也要让她们尝尝难受的滋味。”
就在那时，他看见张淑珍骑着电动车从岔路口过来。
她穿着普通，样子本分，年纪和他前妻相仿。
那一瞬间，积压的恨意和恶念像开了闸一样冲了出来。
他把张淑珍当成了“所有坏女人”的化身，决心把对前妻的怨毒全部发泄到她身上。
他假装上前问路：“大姐，打听一下，去镇上怎么走？”
张淑珍没起疑心，停下电动车给他指路。
趁她不备，胡建军猛地从后面勒住她，捂住她的嘴，连拖带拽地把人弄进了玉米地深处的土坑里。
张淑珍拼命挣扎，用手抓，用脚蹬，但力气终究敌不过胡建军。
胡建军一边打骂，一边将对前妻的所有愤恨倾泻在这个无辜的女人身上，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事后，他怕张淑珍报警，心一横，用手死死扼住了她的脖子……
“我当时脑子是懵的，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她活着。”胡建军回忆道，“……完事我就跑了，把沾了东西的衣服和鞋子都扔进了河，以为这样就不会被查到。没想到，你们还是找来了。”
胡建军的供述给这起案子画上了句号，但它留下的创伤，却远远没有结束。
张淑珍家里，空气沉重得压人。
小芬整天呆在妈妈的房间，抱着妈妈常穿的那件外套，眼泪流了又干。
她怎么也接受不了，那个总对她笑、会给她做手擀面的妈妈，就这么没了。
张淑珍的老公常常呆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路发愣，反复念叨：
“我要是不出去打工……我要是不让她一个人去交电费就好了……”
村里人提起这事，没有不唏嘘的。
路过那扇再也不会亮起温暖灯光的窗户时，总会放轻脚步，摇头叹气。
“多好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作孽啊。”
“那个姓胡的，简直是疯了，跟人家无冤无仇的……”
胡建军家的日子，同样支离破碎。
老两口得知儿子犯的事后，像一下子被抽干了精神，整天闭门不出，怕见人，更怕那些背后的议论。
胡建军十岁的儿子还不懂事，常扯着奶奶的衣角问：“我爸呢？他啥时候回来？我想他了。”
每到这时，老太太的眼泪就止不住，只能搂紧孙子哄道：“你爸……他办了错事，去一个远地方改正了，要很久很久……”
她不敢想，等孙子长大了，明白“杀人犯”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该怎么办。
胡建军被抓后，村里人几乎都和他家断了来往，甚至有气不过的，把怨言撒到老两口头上。
多重打击下，胡建军的爸爸突发脑溢血倒下了，被送进医院。
可家里早就被胡建军输得精光，连医药费都凑不出。
“是我没教好儿子……我对不起老胡家，对不起乡亲们……”胡建军的妈妈在医院走廊里老泪纵横，“早知道这样，当初拼了命也不能让他走上歪路……”
2015年5月，安康市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法院认定，胡建军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分别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极大。
最终，判处胡建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判决时，胡建军一直低着头，没有出声，只有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
或许直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才想起年迈的爸妈和懵懂的儿子，但一切都太迟了。
旁听席上，小芬和爸爸紧紧靠在一起，听到判决后，父女俩的眼泪无声地涌出。
这不是喜悦，而是一种压抑太久的悲恸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即便凶手偿命，那个温暖的人再也回不来了，他们的家，也再也无法完整。
案子了结后，赵队长在工作笔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案子让我看到，仇恨是颗有毒的种子。胡建军因为对前妻的怨毒，让扭曲的心理吞噬了自己，最终把屠刀挥向无辜的人，彻底毁了两个家。
人啊，最难也最要紧的，或许就是管住心里那头恶兽，别让一时的恨，淹没了所有的理性和人性。”
玉米地里的风依旧一年年地吹过，只是那片被罪恶浸染过的土壤下，有些伤痕，再也无法被时间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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