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利华：在家乡记忆家乡|乡土中国|乡村|宗利华|庄稼|徒歌|费孝通

在异乡的时候会想起家乡，

在家乡的时候，依然会想起家乡。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于山东半岛腹地的沂蒙山区，一个名叫上枝的山村。跟那一带所有村子一样，村口也有棵老槐树。众所周知，这样一棵树，就像胎记一样指向村人的来处——山西省洪洞县。我们家谱里便有记载，明朝初年，有位先人名叫宗爽，随着那次著名的人口大迁徙，从山西一路走进山东。我猜测，他原本的去向，是胶东那一片儿。走到这里后感觉山清水秀，适宜定居，于是搁担落脚。随后，子嗣开枝散叶，居方圆一带。

上枝村处于南北两道山脉之间，有条自西向东流的河——弥河的一个源头——将村子分成两片。我的出生地，在村子西北角的一道山沟里，叫做老峪沟，三面环山。这道山沟，放在广袤的沂蒙山区，实在太不起眼。以至于我发现在地图上还能找到它的名字时，都有点儿惊讶。在这里散落着的二三十户人家，是上枝村一个分支，多是宗姓人家。

从沟底向上看去，三面的山很陡峭，尤其东西两侧，沿半坡上行不远，便是悬崖峭壁。寻一条山路攀上悬崖，眼前却突然开阔起来。那是一座崮，叫驴皮崮。

崮是沂蒙山区独有的地貌，多数是四周低，中间凸起一个平顶，从老远处看就像个大帽子。当然也有像驴皮崮这样子的，依赖一道山脊，突然衍生出一抹平原。东侧崮顶上，曾有一间石板屋子，牧羊人砌的。屋子不远，有汪泉水，几乎常年不断。

我的文字里多次出现过这座崮，《笼子里有草》里那个“丫头”，就曾跟爷爷生活在这荒原上。近期的长篇小说《徒歌》里，我写了一个家族故事。这座崮，是小说里几位人物的重要生活场域。

老峪沟，驴皮崮，几乎承载着我所有的童年和少年记忆。

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当时，大人们是顾不得孩子的。他们要去生产队上工，挣工分。1982年分到土地后，恨不得常年住进地里，一门心思像绣花一般侍弄庄稼。山里的孩子是散养的，就像牧羊人将羊群赶到崮顶上便放任不管。老峪沟里，跟我同龄的有五六个。孩子们三五成群，在山里用铁壶煮地瓜、花生吃，爬到驴皮崮上逮蚂蚱、捉蝎子、套兔子，将小河流拦堵变道抓小鱼小虾，晚上顺着小河，打着手电筒去照螃蟹。天地如此开阔，娱乐项目如此之多，我们乐此不疲。

许多年后我才发现，驴皮崮以及它所在的东西方向那道山脊，是历史上一条著名廊道——齐长城，春秋战国时齐、鲁两国的分界线。其南是鲁国，其北为齐国。我们居山之阳，自然从小所接受的是鲁文化。后来，我们所在的沂源县由临沂市划归淄博市，再后来，我到淄博市定居，便长期生活在齐文化领地里了。

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力，无疑非常巨大。鲁文化中规中矩，相对内敛。即便在乡下，它也无处不在。我刚刚蹒跚学步的时候，父母就安排我去给聚到一起的长辈敬酒。要在一圈儿人里头分清先后次序，是我们从小就操练的一门学问。山东人酒文化四海闻名，与此不无关系。

我就是在如此背景下一路走来。不管我个人还是我的作品，毫无疑问，会有这样的印记。

直到某一天，回望我的写作，审视我的乡村时，我发现自己其实从未远离，一直还在乡村。那是我真正的精神故乡，当然也是我书之不尽的素材来源。

我走出大山的路径是读书。先是走出老峪沟，到山下村里读到小学四年级，然后到隔壁两县村读五年级。周边几个村里的小学，都没有五年级。接下来去该村西北角的中学念初中。那所学校里多数是民办老师，家里还种着地。农忙时节，就任我们一帮孩子漫山遍野撒欢儿。读到初二，该学校解散。大部分同学就此回家，只有少数几人转去镇上继续读初三。很幸运，我在后者行列。初中毕业后，继续在镇子西北角的县五中读完了高中。在众所周知的那座高考独木桥前，我被拦住。

复读一年后，还是不中。有位同学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到我家，约我去外地打工。那天晚上，父母开始忙碌，往一条大尼龙袋子里塞被褥、衣服、洗刷用品等。母亲塞一件，便轻叹一声。就在袋子塞满，父亲拿出一根细绳去捆扎时，她突然紧抓袋口不松手：“不行，你不能去！”后来她跟我说：“就像要送你去出麸子。”出麸子，就是外出打工。只不过多是远行，多是下苦力。比如干建筑、下煤窑之类。

于是又一次回校复读。这一年，县里出台新政策，严格限制往届生高考。没等我第三次奔赴“战场”，便惨遭淘汰。后来，父母托熟人在县城为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一家机关单位当保安，兼送报纸。近水楼台，报纸一来我就先睹为快。等人家看完报纸，我就搜集起来做剪报。多数是喜欢的散文、诗歌、杂文。短短两三个月，攒下厚厚一大本。跟我一起看大门的是位退休老大爷，见我喜爱文学，就鼓励我也去写。这时期，我开始写一点简短的散文和诗歌。

曾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写作，这就是源头。

县城还有几位同学，干建筑，当电焊工。我们常常小聚，偶尔也喝点儿酒。距高考大约还有半年，有人提议，要不再回去搏一把？有同学恐考已久，打死也不愿再复读。我们几个借着酒劲儿，一起约好，再试试运气。

结果命运就此改变。这一次我竟考上淄博警校。老峪沟里有一片地，叫做梨树地，是我家的自留地，也是家族的墓地。年底祭祀先人时，我甚至打量着那片地，想看看是否有青烟冒出来。

多年后收拾旧物，忽然翻出三本警校里发的作业本，是一部小说，看字数差不多算小长篇。其内容便是我的高考经历。纸张早已泛黄，文字间有红笔反复修改的痕迹，还有陌生的笔迹做过旁注。显然，我曾请某位同学看过。由此可见，那时我已有当作家的梦想。警校毕业后我没有被分回原籍，也没到一线的派出所或刑警队，而是进了市局主办的淄博公安报社当编辑、记者。

文学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我身上有着具体的体现。

二

我早期写过一个短篇，叫做《黄金叶》。里面的劳动场景很美，流淌的月光下系烟叶，清新的露水气息里掰烟叶，还有满地流金般的烤熟的烟叶等。我虚构了俏丽能干的姑娘叶儿、憨厚壮实的小伙儿小满以及纯净的爱情故事。《小说选刊》责任编辑郭蓓女士给予的评价是，“作者对劳动的描写和礼赞中，带有醇香浓郁的泥土气息，字里行间更是漾动着劳动的喜悦和诗意。”

喜悦和诗意，正是我那时回望乡村时的心境。

2007年，一条老街纳入我的视线。当时我正在一个县城边缘的派出所工作。门前那条老街，延续的是乡村传统，每隔五天便是大集。有一天，我站在二楼的走廊，隔着窗子望着满街拥挤的人们，恍然间，似乎看见老家的那些乡亲们。

他们不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街，从乡下走进城市的吗？

进城之后，有人摆摊卖水果、卖烤地瓜、卖鲜鱼咸鱼；有人送外卖，送桶装水；有人当护工、月嫂、保姆；有些青壮年劳力，几乎常年驻扎在城郊接合部的劳务市场，住着多人拥挤的地铺，早出晚归，干遍世间各种杂活儿；有魄力的乡下人，租下沿街的房子，开早点铺子、开酒馆、开汽修厂等。

他们中有人历经打拼，在城里买下房子，将孩子送进城里的学校。更多的人辗转二三十载，依然颠沛流离。我在城里有了女儿后，父母以另一种方式进城——看小孩儿。在城里，这样的人为数众多。一直将孙子孙女从小看到大，城里不再需要他们时，多数人选择重回乡下。

我的小说里开火锅店的胖嫂、卖鲜鱼的秋红、当小保姆的翠云等一大批人，就是他们其中一员。

沿着那条线，农民进城大潮愈演愈烈。

这次人口大迁移，跟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相比，人数自然更多，阵势更为庞大。表面看并不喧嚣，却像山间小溪不断汇进大河最后注入大海一样，农村人缓慢流淌进城镇。

这一潮流，是同时期的作家绕不开的创作主题。我也是如此。那条真实的老街，化作虚拟的一条路线，变成嫁接城乡间的桥梁，变成我跟乡村之间维系关系的重要纽带。

我将那条街命名为“香树街”。它好比触摸屏上的一个引擎点，伸出手指轻轻一触，会发现又一个界面被打开，而且新界面上还有无数引擎。在我亲手栽培的这根藤蔓上结出一个又一个瓜。系列中篇《香树街10号》《香树街104号》《笼子里有草》《师生图》《放爆仗》等随之诞生。

我在一个创作谈里说，“这条街，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分界线，或更宽泛些的交融线。它的存在很卑微，地位很尴尬。它见证着城市对乡村的不断吞咽，也见证乡村人竭力进入城市的步履维艰。”

我当时近乎偏执地认为，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是泾渭分明的。社会底层变迁的主调，正是乡村与城市的摩擦与碰撞。最后城市貌似取得胜利。它带着盛气凌人的姿态，将越来越多的乡村，换成整齐划一的面孔。

这面孔，让我一度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我曾在一首诗里如此写道，“在异乡的时候会想起家乡，在家乡的时候，依然会想起家乡。在家乡想起家乡的时候，我浑身颤抖。”

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乡下人聚集区——城中村、棚户区、小商品街。一座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慢慢地远超常住人口。与此喧嚣相对应的是，乡下开始安静或者荒凉。老房子没人住，日渐破败。

我每年都回老家数次，几乎眼看着老峪沟里的人在减少。最少的时候，只剩三户六口人，我的三个叔伯哥哥和三个嫂子。其中两家，仍保留着传统养殖模式——放羊。另一家则建起大棚，在里面养猪，或种植换季蔬菜。

三

我们家分到的土地，一部分在老峪沟东边半坡上。坡面很陡，肩挑着土肥上去，鼻尖几乎要够到地面。分田到户后，父母每天都早出晚归，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地里。因为不断垦荒，没过几年，土地面积扩张将近一倍。大片的地里种玉米、小麦、地瓜、花生等，沟沟坎坎、地堰边儿上则种上芸豆、辣椒、南瓜等蔬菜。

父母那代人，对饥饿感刻骨铭心，对土地真正心存敬畏，一毫一厘都不浪费。

老家那一带，如今种地也得看老天爷的脸色。有年夏天，连续数日暴雨。半坡上薄薄的一层泥土，哪堪如此侵袭？许多道地堰被呼啦一下子冲断。父母费尽气力整出来的地，形成泥石流，裹挟着地瓜、花生、南瓜之类，直奔下面的河沟。大雨如注时，父亲在屋里拍打着大腿转圈儿。雨还没彻底停下，他就披着块塑料布，一脸凝重地上山去看庄稼。那一天，我亲眼目睹一副难以忘却的画面。父亲两腿插进被冲刷得一片狼藉的地里，呆愣良久，突然仰头一声号叫，紧跟着弓下腰，从泥石流中抓起些花生秧，狠劲地抽打着地面，嘴里呜哩哇啦大骂不止。

他们这一代，是真正视土地为黄金的一代。

即便我已是中年，对土地的情感，也说不上有多么亲近，当然也永远体验不到父辈们的感觉。我们这一代尚如此，随后在城镇长大的一代又一代，渐渐的已不知种地是咋回事儿，不知什么季节该种什么庄稼。土地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

多年后，我陪父亲有过一次行走。那时他腿脚利落，还能翻山越岭。因此在我看来，那一行根本没必要。可父亲很坚持。他要我们跟着他，去记下他种下的那些树的位置。“我怕以后记不起来了。”他想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的财富所在。

沿着一条山脊，我们向老峪沟进发。那天上午，我们走遍沟沟坎坎。那些散落在沟沟坎坎上的地，以及地里成长着的树，我真搞不清哪些是我家的。父亲记得很牢，甚至哪棵树啥时候栽下的，他都记得。

陪父亲行走的时候，我慢慢地开始感觉内心无比沉重。我甚至想，那是父亲对他的土地，唱出的最后一曲徒歌。徒歌，就是无伴奏的清唱，是人类最原始最古朴的情感表达方式。

或许也可以说，那是一代老农民对土地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

那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不久，父亲的遗忘症开始明显。随后的一次轻微脑出血，伴随小脑萎缩，其记忆力骤然减退。他去世前好一段时间里，甚至连我都不认识。

住在乡下的父母相继去世，曾一度让我感觉，我跟乡村彻底失去关联。

四

事实是，乡村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难以割舍。

我那位差不多放了一辈子羊的老哥，已经快七十岁，几乎没走出过大山。我猜测，平日里在山里面他连徒歌都不唱。多数时候他保持着沉默。我甚至都感觉，是他自己主动放弃话语。每次遇见他，我都会捕捉到他身上的独特气息，踏实，沉稳，似乎生与死在他看来都是小事儿。他生活的全部，说起来不过就是一群羊。

我心目中的乡村底色，正是如此。它是宁静、温馨的，不是喧嚣、冷漠的。它根本不需要悲悯关怀。它有自己独特、坚定的存在和前行姿态。脚踩泥土，嗅着露珠的清新，目睹日头东起西下。与自然，与天地，无缝隙融于一体。触摸着乡土气味而生，融入到乡土气味里而死。如此简单纯粹，如此合乎秩序。

为创作一部小说，我开始搜集素材，开始在乡间行走。那些古老的、即将消逝的，或带有岁月沧桑的东西，带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迷人或神奇。比如从一位老人口中，我听到一段原汁原味的“徒歌”，老家一带的“大实话”，有着山东快书的节奏。

“太阳出来照西墙，西墙的西边儿有阴凉。你要唱歌得先张开嘴，不想说话就把嘴闭上。爹的爹叫爷爷，娘的娘叫姥娘。爷儿俩走路他爹的年纪大，喊嫂子的肯定是个娘们家。”

这段“大实话”，被我写进小说《徒歌》里面。

我尝试从一个更开阔的场域，去回望、思索乡村，去重构我心目中的乡村，去勾勒几十年来乡村人的心路历程。对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我已不再持有二元对立观，而变成互相交融，互为观望。

此时的乡村，已经远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里的乡村。很多东西已经变化，乃至消失。甚至家族这一凝聚乡村人的血缘纽带，都已经变得不再明显。

乡村的节奏明显加快。

老家门口有条马路，傍晚时分女人们会在那里跳广场舞，所用的音响、音乐，跟城市里的毫无区别。小卖部门口广告上的明星，跟城里电子屏上的一致。会摆弄智能手机的老人，也都在刷短视频。

哪怕当年多么荒僻的山顶小村落，现在也被水泥路缠绕。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村子，早就不约而同地打起乡村旅游牌。他们把西域的薰衣草、高原上的格桑花，成片成片挪到鲁中腹地。不断交叉扩展的高速路，将城乡间的现实距离拉得更近。城市资本开始关注乡土，并向其悄然渗透。

返乡，这一人口流动的暗潮，也已出现。原本在城里扎下根的人们，与乡下还有千丝万缕关联的，开始巩固“后方根据地”，将乡下老房子修葺一新。没有扎下根的，发现城里生活成本太高，开始选择回老家。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到乡村去，到山野间去，到原生态的大自然中去，寻找慢生活，寻找诗意与远方。他们以租住民宅、流转土地或打造民宿等，进入乡村。

后乡土时代，这个带有学术意味的词语已然到来。

《徒歌》里，很多人物的经历，与曾生活在老峪沟里的原住民是吻合的。极少的人依然生活在大山深处的褶皱里。更多的人，则走出山沟，进入更加开阔的天地。现实中，我有个大爷走得最远。当兵转业后，他定居于新疆的昌吉。当然，小说里也有很多人重返故土，他们完整地演绎着离乡、进城、返乡这一幕幕大戏。我认为，那是乡村人的求索之旅、寻根之旅、精神回归之旅。同样也是对原始生命力，对乡土传统，对乡村理性秩序的再度描画或重构。

作者：宗利华

名家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