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知音牙叔
来源：知音真实故事（ID：zsgszx118）
（本文接今天的头条故事）
民警站起身，说：“人找不着，这可是件大事。在哪丢的？”
我心中升起希望，“我姐在上海丢的，警察叔叔，你可一定要帮忙找到她啊。”
“上海？”民警坐下了，“那你得去上海，找上海的警察。”
他客气地把我送出派出所，“让家人带着你去一趟上海吧。”
我只能闷头又走了三个小时回到村里。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聚在二伯家的人早就散去。我小心翼翼回到家，被我妈在门口堵个正着。
“你小子跑哪去了？咋，见你堂姐丢了，你也赶个时髦？”
“我去报警！”我冲她大喊。
“别人家里的事，你闲操什么心！”我妈提住我耳朵拖我回屋。
“那他们最后商量出个对策没有？”我问。
“在上海丢了，哪有什么对策。”我妈摇摇头，“难不成让你二伯工也不打，去上海找女儿？那你二伯一家人吃啥喝啥？”
最后我妈唏嘘感叹，“一个女儿养了十几二十年，这下白养了。”
朱老三听闻堂姐失踪的消息，上门找二伯讨要彩礼。
两个月前才收的礼钱，现在应该纹丝不动，但二伯却拿不出钱。朱老三一气之下，提着一把刀就登了二伯家的门。
面对气势汹汹的朱老三，二伯扭扭捏捏回复：“谁能想到这么大个闺女突然丢了呢？”
朱老三语气很强硬：“丢也是在你家丢的，不是过了我朱家的门丢的，我不承担这个责任。十五万彩礼，你得给我还回来，我儿子还要娶媳妇呢。”
二伯沉默许久，讷讷重复：“我知道……我知道，老三，你知道我为人。”
“我要是兜里有，肯定就还了，一分一秒都不拖呀。我就是兜里没有啊。”
“我做主许下女儿的亲事，我自个也承认，是为了收钱给我儿子结婚。”
堂哥已经二十三岁，算村里的大龄青年，去年他在外面打工，认识个女孩，两个人情投意合，等二伯家车房到位，女方家长才愿意松口让他们结婚。
“我上门找你说亲，你说你也想上门和我说亲。你儿子有着落了，我姑娘有着落了，我家后生也有着落了，多好的事儿！”
二婶原来躲在家里不肯见人，此刻突然从院子里冲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哭诉着，“我老汉说得对，过年还喜气洋洋的，谁知道两个月时间我女儿就丢了。朱老三你说今天非要钱，我们给你，砸锅卖铁也给你。把在县城付了首付的房子退了，把我二十年攒下那点金首饰卖了，还你！都还你！”
“别，嫂子。”二婶一闹，朱老三反而尴尬起来，“咱都是一个村的，钱你已经拿去给儿子买婚房了，那我继续讨，好像显得我不近情面似的。”
“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也说了，这钱就是给我儿子结婚的……这样，你给我写个欠条，行吧？以后慢慢还。周围的乡亲们也做个见证。”
“亏得你理解。”二伯给朱老三深深拜伏一躬，“就不说彩礼了，就当是你借我的。”
二伯从家里拿出纸张，从人群中找出学历最高的人——也就是正在读高中的我，让我起草一份欠条。
我只能瞎琢磨着写：“今王老二，欠朱老三，人民币十五万元整。”
写完一份又誊一份，我把纸交给二伯和朱老三。他们各自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借了一盒印泥，戳下自己的指纹印。
朱老三叮嘱说：“你得惦记还钱。”
二伯说：“我欠的钱一定还。”
第二天中午，我在家吃饭的时候，妈妈突然跟我说：“我早起出门砍柴，看到你二伯一大早就提着大包小包走了，出门打工。”
我说：“那可不得着急打工，欠着钱呢。”
我妈叹息着说：“你二伯好歹才一个儿子，马上儿子拿到房结了婚，他再把这十五万还完，他就省心了。不像你爹，俩儿子，估计他得受苦受到九十岁。”
我赌气说：“我结婚不用我爹操心，我念完书自己挣钱，靠自己买房结婚。”
我妈笑眯眯地给我又夹了一块肉，说：“妈倒也希望这样。”
堂姐刚刚失踪那几天，整个村子都在谈论堂姐到底怎么了。但没过两个月，大家就好像完全忘记堂姐的存在，连二婶都不提堂姐的事情了。
我妈让我给二婶捎东西时，我会问她，“婶子，我姐有音信吗？”
二婶只是摇头，手上的针线活一刻都没停，“哪有什么音信。”
我试探着问：“你和二伯没想着去找找？”
“大海捞针，谁知道她丢哪了，哪能找得着啊。”
我于是不再询问她了。
入冬的时候，堂哥从外面打工回来，领着一个陌生的白面女人，我知道这就是我即将过门的嫂子。
用堂姐“彩礼钱”在县城买的房子已经封顶，堂哥和那女人也筹措起结婚的事情。
不甘心的我又悄悄跑去问堂哥，问他有没有想过他妹妹。
他说：“想肯定是想过，但事到如今，人都找不着了，还能怎么地呢？”
于是我谁都不问了。我常常想，我或许是村里唯一还惦记堂姐的人，虽然我的惦记比狗屎还没用。
2016年夏天，堂哥在县城办了婚礼，二伯也从外头回来，作为新人的父亲在婚礼上发言。二伯黑了也瘦了，像煤块刻出来的猴子，我妈说这是在外头打工受大苦了。
但我妈仍满脸羡慕地低声对我说：“你二伯总算安心了，他儿子已经娶上老婆了。”
“娶了又怎么样？钱还得接着还。”
“那不一样，儿子结了婚，心里就安生。”我妈感叹道，“你二伯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我没接话，只是偷看今天的主角。嫂子没过门之前，二伯也是一家四口，现在也还是一家四口，只不过他女儿、我堂姐，现在却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悲伤地想，他们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堂姐失踪的事实。或者说，已经忘记家里曾经还有堂姐这个人。
堂哥结婚后，与嫂子如胶似漆，不愿出去打工，养家的担子就落在二伯肩上。
婚礼后第三天，老头拎起行囊坐上南下的火车。他在工地里当小工，一个月挣个五六千块钱，两千用来还儿子的房贷，两千交给儿子花销，余下一千攒着还钱。幸亏二婶在村里种地，不用他养活儿，否则二伯非跳到榨油机里才行。
二婶闲时常来我家串门，为钱发着牢骚：“这年头钱可真是，难挣不经花。”
我妈说：“让你儿子出门挣点，年纪轻轻，别整天闲晃悠。”
“我倒是想管他！”
二婶脸上突然露出悲伤的神色，怀念起自家丢掉的女儿，“当初小霞还没丢的时候，可省心得多。她在外打工，每个月也能给家里打个小两千块钱。”
我妈一边坐炕上缝鞋垫，一边应和，“女孩是懂事。”
“可惜小霞人找不着了。”二婶叹口气，“就这样吧，先将就过着。他爹能动弹就在外头多受几年苦，等动弹不行了再说。”
果然，二伯家这种“将就”的日子，因二伯的病画上了句号。
也许是天天操劳伤到了身体，也许是日日焦心亏损了精神，二伯正搬着砖，突然哀嚎一声软倒在地上。工地医务室的医生简单检查一番，说二伯倒是没啥大病，但也不建议二伯在工地继续干下去。
2016年的冬天，二伯心灰意冷回到村里，不敢对二婶和儿子说明实情，只说这段日子太累了，回家歇几天。
五六天后，二婶就催着他赶快出门，儿子也从县城打来电话，催他爹赶快出去给他挣钱。二伯无奈答应，正要收拾行囊出去，和他一起打工的青年给家人打电话，说了二伯的事，村里人这才知道二伯是被工地“辞退”了。
二婶见此情景，不忍心逼家里老汉再受苦，让二伯多歇几天。但堂哥不管这些的，只是一味地催促、辱骂、逼迫。
“老汉你不挣钱，我吃啥花啥？”
“你生下我来就是欠我的，你个当爹的还让我到街上乞讨不成？”
于是二伯在村里四处打听招工，结果还没找到受苦的去处，就咳血昏迷去了医院。
医生给二伯下了诊断，肺癌晚期，绝症。诊断结果出来，二伯一家彻底乱成了一锅粥。二婶哭天喊地，堂哥心慌手乱，嫂子面如金纸。反倒是自知命不久矣的二伯面色如常，黑瘦的老脸冷峻得像山。
在二伯的葬礼上，堂哥哭得很痛心，二十年来头一回像一个孝子，“要不是小霞丢了，咱家欠了朱老三的钱，我爹也不用这么操心，不到六十就把自己累死啊。”
二伯死后，二婶的精神也陡然衰弱下去，说话走路都轻飘飘的。
她还是常常来我家串门，但言语却变得迟缓且含糊。我妈悄悄对我说：“这是失魂了，家里就剩她一个，心里没个挂念的，魂就不知道飘到哪处去了。”
堂哥不关心这些，他有自己头疼的事。他琢磨起挣钱的营生，又不想和妻子分离，只能在县城里随便找点活，一个月勉强两三千块钱，还完房贷就不剩多少了。
挣不来钱，媳妇就整天和他吵架，堂哥只能把怨怼发泄在二婶身上。
二婶刚刚丧夫，又被儿子整天嫌弃，只能以泪洗面，发疯一样念叨堂姐。堂姐失踪时的手机号码已经无人使用，二婶就给堂姐的手机充话费，并且在手机上给堂姐发消息、打电话。
她说：“你爹死了，女儿啊，你看得到吗？”
她说：“小霞我想你了，你还活着，你一定在某个地方活着，对吗？”
有一天她又来我家，哭诉自家儿子无能不孝。我妈被她喊得心乱，干巴巴安慰道：“你就是身边缺个人，遇事找不到人给你做主。”
“那咋办？我老汉已经死啦。”二婶悲叹。
我妈哀伤地看着她，说：“要是能找个人和你帮衬些也好。”
“以前有小霞在，她可懂事了……”二婶想起了失踪的堂姐。
几天后，堂哥也想起了自己失踪的妹妹。
时隔多年后，他们母子二人心中升起虚幻的希望——万一堂姐是被拐卖到山里呢？说不定还活着呢？
说到底，堂哥的困境是没钱，二婶的困境也是没钱，要是小霞还活着，那钱的问题就解决了。
此时，已经是2018年的年末，在堂姐失踪三年后，二婶和堂哥总算达成共识，踏上了寻找她的旅途。
（后面的内容在三条，今天的第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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