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0日下午，备受社会关注的“成都女子王紫雅家门口遇害案”一审宣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梁某滢无故滋扰他人住宅安宁，持刀捅刺被害人王紫雅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梁某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判决一公布，社会舆论哗然，成都市中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明显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朴素正义观相悖，当下的法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出现了严重脱节。12亿阅读量的热搜背后，是全社会对精神障碍者暴力犯罪量刑标准的深度质疑：精神疾病能否成为极端暴力犯罪的挡箭牌？现行法律条文为何不能回应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
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报，被告人梁某滢作案时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之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获得减轻处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但庭审细节却让被告人的鉴定结论充满疑点：被告人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能精准地反驳对其的不利指控，甚至在受害者家属陈述时面露不屑的冷笑，其表现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典型特征相去甚远。更令人费解的是，出庭作证的鉴定专家居然未参与实际鉴定，仅在他人已完成的鉴定报告上签了字。对于确定刑罚的关键评定依据，只能以“综合反映”含糊其词。用这种存在程序瑕疵的精神病鉴定报告作为减轻刑罚的量刑依据，更是有违司法举证的严谨性，很容易使“精神疾病”成为暴力犯罪者的逃生门。
近些年来，“精神障碍患者”恶性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各法院在个案的量刑判决上也不尽相同。比如，2018年6月28日，精神分裂症患者黄一川在上海市浦北路世外小学砍杀两名儿童，事后鉴定虽属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仍然被法院判处死刑；2025年3月27日，广东省湛江市叶德志案件，同样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持刀致3人死亡案件，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情节极其恶劣判处其死刑。我举证这两起案例表明，精神疾病并非死刑适用的绝对隔离障碍，当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人民法院仍然可以依法适用极刑。对比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梁某滢案件的判决，被告人多次无故滋扰邻居、被警方警告后仍然蓄谋作案，持刀捅刺被害人十刀致其死亡，其主观恶意与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上述案件，成都中院的死缓判决显然难以服众。
公众的愤怒，本质上是对“受害者权益被忽视”的集体焦虑。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仅有12%的精神障碍刑事案件罪犯被判处死刑（含死缓），而68%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这一比例与普通故意杀人案形成明显差距。更令人揪心的是，精神病人犯罪的民事赔偿往往难以落实，多数患者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受害者家属既承受丧亲之痛，又面临索赔无门的困境。王紫雅被害后，其家属在近两年的等待中，未收到被告人方面的一句话道歉、一分钱赔偿，等来的却是凶手获判死缓的结果。这种权益失衡，是对受害者及其家人极不公平的。
有人认为，对精神病人从轻处罚体现了法律的人道精神，但是，人道不能以牺牲受害者权益和社会安全为代价。如果一头疯牛无差别地攻击行人，最有效的处置是毫不犹豫地击毙。精神障碍患者与疯牛，虽不是同一物种，但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一样的，为什么疯牛可以击毙，对精神病人却要网开一面？我做这种类比，无意否定人的尊严，而是为了提示矛盾的核心。当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共安全发生冲突时，法律应优先守护多数人的生命权。那些凶手如果是真正的精神障碍患者，即使不追究其任何责任，他也感受不到法律的人道温暖，但他们的攻击性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却依然存在。试想，将缓期两年的梁某滢关进监狱，意义何在？将其改造成好人的前提，必须是先将其病治好。能不能治好暂且不说，谁来承担其治疗的成本？如果让公共财政买单，这显然是对受害权利的再次践踏，是对法律和公平正义的嘲讽。
现行《刑法》对精神病人犯罪，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应增加对“严重暴力犯罪”的特殊条款，堵塞司法实践中精神鉴定的漏洞。在法律条文上，应细化《刑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对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精神障碍者，即便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若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仍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司法公正不仅需要程序正义，更要让公众感受到实体正义，成都女子家门口遇害案的争议，是立法和司法中亟待回答的一道命题。法律的人道精神不能沦为暴力犯罪的保护伞；程序正义不能成为忽视受害者权益的遮羞布。当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行为严重威胁社会安全时，法律必须亮出利剑，既要守住人道主义底线，更要坚守公平正义的核心。不能让这场悲剧留下短暂的舆论哗然，要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使精神障碍疾病不再成为暴力犯罪的免死金牌。让正义既不缺席，也不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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