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的声音撕裂了黄昏，蓝红光芒在我家楼下闪烁不定。
我瘫坐在急救室外的塑料椅上，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
黄蕾被抬走时那张灰败的脸，在我脑中反复浮现。
她已经三十年没有在家吃过一口饭了。
自从那个暴雨夜我失控扇了她一巴掌之后。
我以为这是她刻骨铭心的报复，用三十年的冰冷餐桌惩罚我的罪行。
我认了。这是我应得的。
可护士刚才急切地问：“病人有什么慢性病史？平时在吃什么药？”
我张着嘴，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三十年的夫妻，我竟对她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
混乱中，女儿茹雪翻出了母亲那个从不让人碰的铁盒。
当她打开盒子的瞬间，我看见她脸色骤然变得惨白。
她颤抖着手抽出一张泛黄的纸片，纸的边缘已经脆裂。
那上面印着某个医院的抬头，日期是三十年前的七月。
正是我打她的那个夏天。
01
三十年前的雨下得真大啊。
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屋檐倾泻而下，砸在水泥地上溅起一片白雾。
屋里闷热潮湿，电风扇吱呀呀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黄蕾站在饭桌旁，手里攥着存折，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王永发，你再说一遍，这钱你拿去干什么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慌。
桌上摆着两盘剩菜，青菜已经发黄，几片肥肉凝着白色的油。
我避开她的视线，盯着墙上那张褪色的结婚照。
照片里我们都还年轻，她笑得很甜，靠在我肩上。
“我弟要开修车铺，差五千块钱。”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就借他周转一下，赚了钱就还。”
“借？”黄蕾把那本薄薄的存折拍在桌上，“这是借吗？你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
存折摊开着，最后一栏的余额刺眼地显示着：叁拾贰元柒角。
那原本是我们攒了三年的钱，准备买台彩色电视机的。
“我不是想着，一家人嘛……”我的声音越来越低。
“一家人？”黄蕾突然笑了，那笑声里没有半点温度，“王永发，我们才是一家人！我和你，还有小雪！”
她走到五岁的女儿房门口，轻轻把虚掩的门关严实了。
转过身时，她的眼眶已经红了。
“这五千块，我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去菜市场批发蔬菜，下午再到纺织厂上班，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她走到我面前，仰头看着我。
灯光下，我看见她眼角的细纹，和鬓角不知何时冒出的几根白发。
她才二十八岁啊。
“你说都不说一声，就全拿给你弟了。”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
窗外炸开一声惊雷，闪电把房间照得惨白。
我被她的眼神刺痛了，那里面有失望，有心寒，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疲惫。
“黄蕾，你够了！”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那是我亲弟弟！我能看着他走投无路吗？”
“那我们呢？”她指着这个不到四十平米的家，“小雪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学费怎么办？这房子漏雨这么严重，到了冬天怎么住？”
她的质问一句接一句，像锤子砸在我心上。
所有的愧疚、焦虑、无力感，在那一刻汇成了怒火。
“你眼里就只有钱！”我吼道，“我弟要是这次成了，以后还能亏待我们吗？”
“成不了呢？”黄蕾寸步不让，“他那个人好高骛远，前年搞养殖亏了，去年跑运输又赔了，这次修车就能成？”
“你闭嘴！”我的理智在那一瞬间崩断了。
手抬起来的动作几乎是本能的。
直到清脆的耳光声在房间里炸开，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时间仿佛凝固了。
黄蕾的脸偏到一侧，散落的发丝遮住了她的表情。
几秒钟后，她慢慢转过头来。
左脸上，清晰的五指印正迅速泛红肿胀。
她没有哭，没有闹，只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着我。
那眼神空荡荡的，像一口枯井。
然后她蹲下身，开始一片一片捡拾地上摔碎的茶杯碎片。
瓷片割破了她的手指，血珠渗出来，滴在水泥地上。
我想去拉她，手伸到一半却僵住了。
她就那样默默捡着，用抹布把地上的水渍擦干净。
做完这一切，她起身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冲洗伤口。
水声哗哗地响着，混着窗外的暴雨声。
我站在原地，像个罪人。
那一夜，我们分睡在床的两侧，中间隔着一条无形的鸿沟。
我听见她轻微的抽泣声，很压抑，像怕吵醒隔壁的女儿。
我想说对不起，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
我醒来时，黄蕾已经做好了早饭——稀饭、咸菜、馒头。
但她自己面前的碗是空的。
“你不吃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给女儿梳好头发，背上布包准备出门。
“我去上班了。”她的声音平静无波，“中午不回来。”
门轻轻关上了。
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在家吃过一口饭。
02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赌气。
夫妻吵架嘛，总要有个台阶下。我等着她消气，等着一切恢复正常。
第三天，我特意提早下班，去肉铺买了半斤五花肉。
黄蕾最爱吃红烧肉，尤其是用冰糖炒出糖色，炖得软烂的那种。
我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把肉切得方方正正，煸出油，炒糖色，加酱油、料酒、八角。
香味飘满了整个屋子。
女儿茹雪趴在厨房门口，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爸爸，好香啊。”
“等你妈回来一起吃。”我摸摸她的头。
六点半，黄蕾准时推门进来。
她看了一眼桌上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眼神没有丝毫波动。
“我吃过了。”她说，然后径直走进卧室换衣服。
我端着碗站在桌边，像个傻子。
“妈妈，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肉！”小雪跑过去拉她的手。
黄蕾蹲下身，摸了摸女儿的脸，声音很温柔：“小雪乖，妈妈在外面吃过了，现在很饱。”
她给自己倒了杯水，端着进了卧室。
那盘红烧肉最终大部分进了我的肚子，吃得我胃里发堵。
夜里，我侧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
黄蕾在轻声哄女儿睡觉，唱的是那首她常唱的摇篮曲。
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和从前一样。
可当女儿睡着后，我听见她起床，在客厅里窸窸窣窣地收拾东西。
我悄悄起身，从门缝往外看。
她正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铝制饭盒，走进厨房。
水龙头打开，她在洗饭盒，洗得很仔细，里外都用丝瓜瓤刷了好几遍。
然后她从橱柜深处翻出另一个饭盒，开始往里面装东西。
我这才注意到，厨房的角落里不知何时多了几个玻璃罐子。
里面装着腌萝卜、辣白菜，还有一罐疑似肉酱的东西。
她装了满满一饭盒的米饭，又铺上一层腌菜和肉酱，压实，盖上盖子。
整个过程安静、熟练，仿佛已经做了千百遍。
做完这些，她把饭盒放进布包，挂在了门后的挂钩上。
那是她明天要带的午饭。
我退回床上，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
这不是赌气。赌气不会准备得这么周全。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每天清晨，黄蕾都会早起十分钟，在厨房里准备她的午饭。
有时是前一晚的剩饭炒一炒，有时是煮点面条装进饭盒。
她从不碰家里的早餐，总是在出门后，在街口的早点摊买个馒头。
而家里的厨房，她依然会用，但只做我和女儿的饭。
她会把菜盛在两个盘子里，一碗米饭给我，一碗给小雪。
然后她自己坐在桌边，端着那杯白开水，看我们吃。
“你不吃点菜吗？”第七天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
“不饿。”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两个字。
如果小雪夹菜给她，她会轻轻推开：“妈妈不吃，小雪多吃点才能长高。”
她的语气温和，动作轻柔，可那种拒绝却坚硬得像石头。
半个月后的一个周日，岳母傅桂云来了。
老太太拎着一篮子鸡蛋，说是乡下亲戚送的。
“蕾蕾怎么瘦了这么多？”她一进门就发现了不对劲。
黄蕾正在阳台上晾衣服，闻言转过头笑了笑：“妈，哪有瘦，是衣服穿得宽松。”
午饭时，岳母看着桌上奇怪的场景——我和小雪在吃饭，黄蕾面前只有一杯水。
“你这是干什么？减肥也不是这个减法。”岳母皱起眉头。
“胃不太舒服，吃不下。”黄蕾轻描淡写地说。
岳母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质问。
我低下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饭后，岳母把黄蕾拉进卧室，关上门说了很久的话。
我坐在客厅里，能听见隐约的啜泣声，分不清是谁的。
岳母走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她在门口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
有失望，有责备，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悲悯。
“永发啊，”她最后说，“好好对蕾蕾。她……不容易。”
我没听懂这句话的深意，只是讷讷地点头。
一个月过去了。
黄蕾依然不在家吃饭，甚至不再在家喝水——她自带一个军用水壶。
我们之间的交流，缩减到最简单的必要对话。
“交水电费了。”
“嗯。”
“小雪的老师让明天去一趟。”
“知道了。”
“明天降温，多穿点。”
“好。”
她不再和我争吵，不再抱怨，不再提起那五千块钱。
这种平静比争吵更可怕。
就像一潭死水，表面平静，底下却藏着吞噬一切的黑暗。
我试过道歉。
在她生日那天，我买了个小小的奶油蛋糕。
“黄蕾，对不起。”我鼓足勇气说出这三个字。
她正在缝补小雪的衣服，闻言抬起头，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轻轻笑了，那笑容很淡，像一阵烟。
“都过去了。”她说。
可我知道，没有过去。
那记耳光像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我们之间。
而她不吃饭的坚持，就是这道墙最坚固的基石。
03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过下去。
黄蕾的饭盒从铝制换成了塑料的，后来又换成了保温的。
她带饭的菜式越来越简单，很多时候就是白粥配点咸菜。
有时我半夜醒来，会听见她在厨房里压抑的干呕声。
很轻，像怕吵醒谁。
我起身想去看看，走到卧室门口又停住了。
自从那次之后，我们分房睡了。
她带着小雪睡在里屋，我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
这种安排起初是临时的，后来就成了永久。
“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睡？”小雪问过。
黄蕾摸着女儿的头，声音温柔：“爸爸睡觉打呼噜，吵到我们小雪。”
这个谎言说了很多年，直到小雪不再问。
女儿就在这种沉默而压抑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了。
她是个懂事的孩子，过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
七岁那年，小雪第一次试图调解我们。
那是春节，岳母来家里吃年夜饭。
黄蕾破例下厨做了一桌菜——依然是她不吃，只做给我们。
饭桌上，小雪突然站起来，举着可乐杯子。
“爸爸，妈妈，我们干杯吧！”她的眼睛亮晶晶的，“祝我们全家永远在一起！”
空气凝固了一瞬。
我尴尬地端起酒杯，看向黄蕾。
她静静坐着，手里握着那个永远随身带的保温杯。
“妈妈……”小雪的声音带了点哀求。
黄蕾终于动了。
她拿起保温杯，轻轻碰了碰小雪的杯子，又碰了碰我的。
杯子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祝小雪健康成长。”她说完，抿了一口杯里的水。
岳母别过脸去，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那晚睡觉前，小雪钻进我的被窝，小声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和妈妈吵架了？”
我摸着女儿柔软的头发，不知如何回答。
“妈妈很爱你。”她突然说，“她每天晚上都亲我的额头，然后说‘爸爸妈妈都爱你’。”
我的心猛地一揪。
“她还说，爸爸工作很辛苦，我们要体谅爸爸。”
孩子的眼睛干净澄澈，映出我愧疚的脸。
第二天，我做了个决定。
我去找了弟弟，要求他还钱。
弟弟的修车铺确实开起来了，生意不错，但他支支吾吾，说钱都压在货上了。
“哥，再宽限我几个月，我一定还。”
我看着弟弟油光满面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
那五千块钱，最终只要回来三千。
当我拿着那沓皱巴巴的钞票回家时，黄蕾正在厨房里刷洗她的饭盒。
“黄蕾，”我把钱放在桌上，“我弟还了三千，剩下的……”
她没有回头，继续刷着饭盒。
水流哗哗的，冲走白色的泡沫。
“剩下的我会想办法。”我的声音越来越低。
黄蕾关掉水龙头，用抹布把饭盒擦干，放进布包里。
然后她转过身，看了眼桌上的钱。
“你留着吧。”她说，“给小雪买点好的。”
“这是你的钱……”我还想说什么。
她打断了我，语气很平静：“王永发，钱不重要了。”
说完她拎起布包，出门上班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三千块钱，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在气钱，甚至不完全是气那一巴掌。
她在气的，是我没有把她当成最亲的人，没有尊重她为这个家的付出。
而我那迟来的补救，已经无法修复破碎的东西了。
小雪十岁那年，生了场大病，高烧不退。
我和黄蕾连夜送她去医院，在急诊室守了整整三天。
那三天里，黄蕾几乎没有合眼。
她不停地用温水给小雪擦身，喂水，量体温。
我让她去休息一会儿，她摇摇头，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女儿。
凌晨时分，小雪终于退烧了，沉沉睡去。
黄蕾这才松了口气，整个人晃了晃，差点摔倒。
我扶住她，发现她的手冰凉得吓人。
“你去吃点东西吧。”我小声说，“我去买点粥。”
医院门口有家粥铺，二十四小时营业。
我买了两碗粥，几个包子，端回病房。
黄蕾接过粥碗，舀了一勺，喂到嘴边，突然脸色一变。
她放下碗，冲进病房的洗手间。
我听见里面传来剧烈的呕吐声，干呕，像是要把胃都吐出来。
几分钟后，她出来了，脸色苍白如纸。
“胃不舒服。”她解释得很简单，用纸巾擦着嘴，“老毛病了。”
她把那碗粥推到我面前：“你吃吧，别浪费。”
然后她端起自己的保温杯，小口小口地喝水。
那天早上，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她单薄的肩膀上。
我突然发现，她瘦了很多。
以前合身的衣服，现在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
鬓角的白发也多了，她懒得染，就那么白着。
那一刻，我想起岳母说过的话：“她不容易。”
心里涌起一股冲动，我想问清楚，她到底怎么了。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怕。怕听到不想听的答案。
怕那堵墙，会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04
女儿茹雪上初中了。
这孩子遗传了黄蕾的聪慧，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列。
家长会上，老师特意表扬了她：“王茹雪同学不仅学习好，还很懂事，经常帮同学补习功课。”
黄蕾坐在教室后排，嘴角浮起淡淡的笑意。
那是我很久没见过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散会后，她主动对我说：“小雪想去书店买参考书。”
“我去买。”我连忙说。
“一起吧。”她轻声说。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黄蕾已经起身往外走，我赶紧跟上。
那是个秋日的午后，阳光很好，梧桐叶开始泛黄。
我们并肩走着，中间隔着一人的距离。
街道很安静，只有风吹落叶的沙沙声。
“小雪想考市一中。”黄蕾突然开口。
“那得全校前五名才行吧？”我说。
“她有这个能力。”黄蕾的语气很肯定，“只是补习班费用不低。”
“我去想办法。”我不假思索地说。
这次我没有再说“找我弟”，而是“我想办法”。
黄蕾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很快又消失了。
我们走到书店，挑了小雪要的参考书。
结账时，黄蕾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叠着钞票。
“这是……”我认出来，是那三千块钱。
“一直没动。”她把钱递给收银员，“先用这个。”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消瘦的背影，喉咙发紧。
那三千块钱，她留了整整四年。
走出书店，黄蕾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显得有些疲惫。
“歇会儿吧。”我说。
她点点头，从布包里拿出保温杯，喝了一小口水。
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突然发现，她的脸色很难看，不是疲惫的那种，而是一种病态的苍白。
“黄蕾，”我终于忍不住问，“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握着保温杯的手顿了顿。
“没有。”回答得很简短。
“可你脸色……”我话没说完。
“累了而已。”她站起身，“走吧，小雪快放学了。”
这次短暂的“同行”后，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黄蕾依然不在家吃饭，依然睡在里屋，依然对我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态度。
只是对小雪，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每天检查作业，周末陪着去图书馆，寒暑假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
小雪也很争气，中考那年，真的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考上了市一中。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黄蕾做了顿丰盛的晚餐——依然是她不吃。
她坐在桌边，看着小雪兴奋地说着未来的计划，眼里有泪光闪动。
“妈，你吃口鱼吧，我挑好刺了。”小雪夹了块鱼肉给她。
黄蕾看着碗里的鱼肉，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她拿起筷子，把鱼肉放进嘴里，慢慢咀嚼。
我和小雪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十年来，她第一次在家吃了一口正经的饭菜。
虽然只是一小口。
她嚼了很久，咽下去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然后她放下筷子，端起保温杯，连喝了好几口水。
“好吃吗，妈？”小雪期待地问。
“好吃。”黄蕾微笑着摸摸女儿的头，“我们小雪真厉害。”
晚饭后，我在厨房洗碗，黄蕾进来取她的保温杯。
“今天……”我小心翼翼地说，“谢谢你。”
谢谢你能在小雪面前，维持这个家表面的完整。
黄蕾没有接话，她拧开水龙头，清洗那个已经用了十年的保温杯内胆。
洗得很仔细，里外刷了好几遍。
“王永发，”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要好好对小雪。”
水声哗哗，我差点没听清。
“你说什么？”我转过身。
她已经洗好了杯子，用干布擦着，神情平静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
“没什么。”她摇摇头，走出厨房。
那一晚，我失眠了。
黄蕾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不在了？什么意思？
我想起她越来越瘦的身体，想起她偶尔的干呕，想起她苍白的脸色。
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又被我强行压下去。
不会的。她还这么年轻。
只是胃不好而已。很多人都有胃病。
我这样安慰自己，却再也睡不着。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很久没做的事——跟踪她。
我想看看，她每天中午到底在哪里吃饭，吃的什么。
黄蕾上班的纺织厂离家三站路，她通常骑自行车去。
那天中午，我提前请了假，躲在厂门口对面的小卖部里。
十二点，工人们陆续出来吃午饭。
我在人群中寻找黄蕾的身影，很快就看到了她。
她推着自行车，没有去厂门口的小吃摊，而是往另一个方向走。
我悄悄跟在后面。
她骑了大概十分钟，在一个小公园门口停下，锁好车。
然后她从车篮里拿出那个保温饭盒，走进公园。
公园很小，只有几个长椅，几棵树。
黄蕾在最角落的长椅上坐下，打开饭盒。
我躲在树后，远远地看着。
饭盒里装的是白粥，很稀，几乎能看到盒底。
还有一小格咸菜，看起来是自家腌的萝卜干。
她就那样坐着，用勺子慢慢舀着粥，小口小口地吃。
吃了大概三分之一，她停下来，捂着嘴咳嗽了几声。
然后她盖上饭盒，没有再吃。
她从布包里拿出一小瓶药，倒出两粒，就着保温杯里的水咽下去。
整个过程，她的背影看起来那么孤单。
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吃一顿冷掉的午饭。
吃完药，她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孩子们玩耍。
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肩膀微微佝偻着，像承受着什么无形的重量。
我站在树后，眼睛突然酸涩得厉害。
这十年来，她每天中午，都是这样过的吗？
一个人，吃不完一份简单的午饭，吃完药，静静坐着。
我突然明白，那不只是一场赌气，也不只是惩罚。
这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我说不清的东西。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黄蕾起身离开。
她骑车回厂里，背影消失在街角。
我慢慢走回家，一路上脑子都是乱的。
那天晚上，黄蕾回来时，我带了些犹豫地问：“中午……吃得还好吗？”
她正在挂外套的手停了一下。
“还好。”她背对着我说。
“我看你好像不太舒服，”我鼓起勇气，“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黄蕾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平静无波。
“去过了。”她说，“医生说胃溃疡，老毛病了，注意饮食就行。”
这个答案应该让我放心，可不知为何，我心里更加不安。
她的眼神太平静了，平静得像是在背诵一个排练好的答案。
“那……那你自己注意。”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黄蕾点点头，进了里屋。
关门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
那天之后，我开始偷偷观察她。
观察她吃饭时细微的表情变化，观察她喝药的习惯，观察她日渐消瘦的身体。
可是我什么都不敢问。
我怕戳破那层窗户纸，怕看到我不想看到的真相。
我们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过着各自的生活。
像两条平行线，看似很近，却永远没有交集。
05
转眼又是十年。
女儿茹雪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找了工作，谈了个男朋友。
小伙子叫陈明诚，是她的大学同学，看起来斯文有礼。
第一次带回家见父母，黄蕾忙了一整天——依然是她不吃，只为我们做。
饭桌上，明诚有些拘谨，小雪一直在给他夹菜。
“妈，你也吃啊。”小雪习惯性地要给黄蕾夹菜。
黄蕾轻轻挡开了：“你们吃，我看着就高兴。”
她真的就坐在那里，端着保温杯，微笑着看我们吃饭。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满足，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释然。
饭后，小雪帮黄蕾收拾厨房，母女俩在里面说了很久的悄悄话。
出来时，小雪眼睛红红的。
“怎么了？”我紧张地问。
“没事。”小雪挤出一个笑容，“沙子进眼睛了。”
明诚要赶晚上的火车回省城，我和黄蕾送他们到车站。
临上车前，小雪突然抱住黄蕾，抱得很紧。
“妈，你要好好的。”她的声音哽咽。
“傻孩子，”黄蕾轻拍她的背，“妈很好。”
火车开走了，月台上只剩下我和黄蕾。
傍晚的风吹来，带着初秋的凉意。
黄蕾紧了紧外套，突然咳嗽起来。
咳得不算厉害，但持续了很久。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她，她没有接，自己从包里拿出纸巾。
擦完嘴，她仔细把纸巾折好，放回包里。
这个动作让我心里一沉。
“回去吧。”她说。
我们一前一后走回家，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两个影子偶尔重叠，又很快分开，像极了我们这二十年的婚姻。
茹雪工作后很少回家，通常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黄蕾都会做一桌好菜，然后坐在桌边看着女儿吃。
她会问很多问题：工作累不累？明诚对她好不好？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她的声音温柔，眼神专注，仿佛要把女儿的每一句话都刻进心里。
有一次小雪周末加班没回来，黄蕾对着那桌没动的菜，坐了很久。
“她工作太拼了。”她突然说，像是在对我说，又像在自言自语。
“随你。”我接了一句。
黄蕾愣了一下，然后轻轻笑了：“是，随我。”
那是罕见的、没有隔阂的对话瞬间。
可很快，她又恢复了那种平静的疏离。
小雪和明诚准备结婚了。
黄蕾把攒了多年的一个存折交给女儿，里面有五万块钱。
“妈，这是……”小雪不肯收。
“拿着吧。”黄蕾把存折塞进女儿手里，“妈就这点能力，别嫌少。”
那是她二十年来，一分一分攒下的私房钱。
从她微薄的工资里抠出来的，从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
婚礼在省城办，我和黄蕾提前一天过去。
那是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一起出远门，第一次住宾馆。
宾馆的标准间有两张床，黄蕾选了靠窗的那张。
夜里，我睡不着，听见她那边有轻微的动静。
“睡不着吗？”我问。
“嗯。”她应了一声。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她突然开口。
“王永发，小雪以后就交给你了。”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
“什么交给我？她是我们的女儿。”我说。
黄蕾没有再回答。
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照在她侧卧的背影上。
那么单薄，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落叶。
婚礼很热闹，小雪穿着婚纱，美得像个仙女。
黄蕾坐在主桌，看着女儿挽着新郎的手走过红毯，眼泪一直掉。
但她没有出声，只是安静地流泪，用纸巾轻轻擦拭。
敬茶环节，小雪和明诚跪在我们面前。
“爸，请喝茶。”
“妈，请喝茶。”
黄蕾接过茶杯，手抖得厉害，茶水差点洒出来。
她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从包里拿出两个红包。
“好好的。”她对新人说，声音哽咽，“一定要好好的。”
婚礼结束后，我们坐火车回家。
车厢里人很多，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两个挨着的座位。
黄蕾靠窗坐着，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神情恍惚。
“累了就睡会儿。”我说。
她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保温杯，喝了一小口水。
然后她闭上眼睛，像是真的累了。
火车颠簸中，她的头偶尔会靠到我肩上，又很快移开。
就这样反复了几次，终于有一次，她没有移开。
我僵硬地坐着，不敢动，怕惊扰了她。
她的呼吸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侧过头，看着她的睡颜。
五十岁的人了，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可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的秀美。
如果……如果当年我没有打那一巴掌，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会像别的夫妻一样，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商量女儿的婚事吗？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是因为那一巴掌吗？还是因为更早的，我没有把她放在心上的每一次？
火车到站了，黄蕾醒过来，发现自己靠在我肩上。
她立刻坐直身体，整理了一下头发。
“到了。”她说，语气又恢复了那种平静的疏离。
我们下了车，打车回家。
一路上无话。
回到家，黄蕾开始收拾屋子，把女儿婚礼上拍的照片一张张放进相册。
她看得仔细，有时会对着某张照片微笑。
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她专注的侧脸，突然有一种冲动。
我想走过去，抱抱她。
像年轻时那样，告诉她我错了，告诉我我后悔了。
可我的脚像钉在地上，一步也迈不动。
那堵墙太高了，高得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翻过去。
晚上，黄蕾照例在厨房准备第二天的午饭。
还是白粥，还是咸菜。
我走过去，站在厨房门口。
“黄蕾，”我说，“我们……谈谈吧。”
她背对着我，继续装饭盒：“谈什么？”
“这些年……”我艰难地开口，“我知道你恨我，那一巴掌……”
“我不恨你。”她打断我，声音很平静，“王永发，我真的不恨你。”
她盖上饭盒的盖子，转过身看着我。
灯光下，她的脸苍白得没有血色。
“那你为什么……”我指了指她手里的饭盒。
为什么三十年不在家吃饭？为什么要把我推开那么远？
黄蕾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饭盒，很久没有说话。
“我只是习惯了。”最后她说，“这样挺好。”
说完，她绕过我，走出厨房。
我站在原地，听着她关上里屋的门，听着门锁轻轻扣上的声音。
那声音很轻，却像最后的宣判。
我明白了。
她不是恨我，她是……放弃我了。
连恨都懒得恨了。
这样的认知，比恨更让我绝望。
06
黄蕾退休了。
纺织厂给她办了个简单的欢送会，她带回来一个搪瓷杯，说是纪念品。
退休后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她依然早起，依然准备自己的午饭，依然不在家吃饭。
只是去的地方从工厂变成了图书馆、公园，或者就在家里看书。
她看书很杂，小说、历史、养生，什么都看。
有时我看到她在书上记笔记，字迹工整娟秀。
我们的话更少了，常常一整天也说不上几句。
她身体似乎越来越差，咳嗽更频繁了，有时会上不来气。
我劝她去医院，她总是摇头：“老毛病了，去医院也没用。”
小雪经常打电话回来，每次都要和黄蕾说很久。
我接电话时，她总是简短几句就递给她妈。
“妈，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有没有按时吃饭？”
“有。”
“药呢？”
“吃着呢。”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偶尔会问小雪：“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小雪总是沉默一下，然后说：“就那些，家常话。”
她的语气有点躲闪，但我没多想。
我以为只是母女间的悄悄话，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好多问。
直到那个下午。
那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黄蕾说要去图书馆还书。
她出门时，我正坐在阳台上修一个旧收音机。
“我去了。”她说。
“嗯，路上慢点。”我头也没抬。
谁能想到，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两个小时后，我接到电话。
是图书馆旁边小吃店的老板娘打来的，声音急切：“是黄蕾家吗？她晕倒了！我们叫了救护车！”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螺丝刀掉在地上。
赶到医院时，黄蕾已经被送进急救室了。
我瘫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浑身发冷。
护士出来问：“家属？病人有什么病史？在吃什么药？”
三十年的夫妻，我竟然不知道她有什么病，在吃什么药。
“我……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在发抖。
护士皱起眉头：“那她平时有没有说过哪里不舒服？病历本呢？”
病历本。对，病历本。
我慌乱地翻找黄蕾的布包，里面只有一本书，一个保温杯，一串钥匙。
钥匙……家里的钥匙。
“我回家找！”我对护士说，跌跌撞撞冲出医院。
打车回家的路上，我的手一直在抖。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好几眼：“先生，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
回到家，我冲进黄蕾的房间——那个我很少进去的房间。
房间很整洁，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桌。
书桌上摆着几本书，一个台灯，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很多年前在公园拍的。
那时候小雪还小，黄蕾还年轻，我还不知道那一巴掌的代价。
我打开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放着针线盒、信纸、邮票。
没有病历本。
我翻遍了所有抽屉，都没有。
正要放弃时，我的目光落在衣柜顶上。
那里有一个铁皮盒子，红色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
盒子很旧了，边角已经生锈。
我见过这个盒子，黄蕾一直把它放在衣柜顶上，从不让人碰。
有一次小雪好奇想拿下来看看，被黄蕾严肃地制止了。
“那是妈妈的东西，不要动。”她的语气少有的严厉。
我搬来凳子，取下那个盒子。
盒子没锁，但盖得很紧，我费了点力气才打开。
里面没有病历本。
只有一些零碎的东西：几封信，几张老照片，一个褪色的红头绳。
还有……一个更小的铁盒，巴掌大，上了锁。
那种老式的挂锁，小小的，已经锈迹斑斑。
我盯着那个小铁盒，心跳突然加速。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有答案。
黄蕾这些年隐藏的秘密，她不吃饭的原因，她所有的反常……
答案可能就在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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