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希
责编 |丽俊
2025年末，“休学”俨然成了继独立教师、AI自习室、托管之后的第四“风口”。在休学这条被反复讨论的路径上，我们并不试图为任何一种实践盖棺定论。因为当一个现象同时容纳理想、谋生、投机与自救时，任何过早的判断，都会遮蔽它的真实。
写在前面有点长：
2月，我采访一出学社创始人任竹晞。那次采访里，我没有直接使用“休学”这个词。谈到来一出学社的孩子时，我习惯性地替换成一些更模糊的说法：孩子突然不想去学校了，作息被打乱，原有的生活节奏维持不下去。
当时，“休学”在我的头脑中尚未成为一个高频词，也不该被当作一种明确的身份来讨论，更不希望“一出”被人贴上某种标签。“休学复学”似乎还没有被如此大规模提及。这类实践也通常被视作少数案例。
5月，一名在社交平台求助的女孩与我联络。她的妹妹因抑郁症休学在家，被父母花了13000元送进广州一家戒网瘾学校。她给我看了妹妹在学校抄写的“20条军规”，以及那里的日常安排：宿舍有摄像头，窗户带铁栏，走廊24小时有人值班，厕所没有门锁，每晚睡前要搜身检查。
7月，我采访了一名曾被送进“青少年成长培训学校”的跨性别年轻人。他被父母认为需要“纠正”，被送进湖南的一家相关机构。后来他告诉我，那家机构已经关停，但类似机构在一家校区关闭后，往往很快会换个名字重新注册。
同一时间，一位警察朋友打电话给我，谈起未成年人休学与犯罪问题。他提到，职业学校、社区和公益机构对心理干预的需求明显增加，失学、厌学、休学，正在成为基层系统反复面对的现实。
8月，有同行发来消息，提到身边休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家庭本身就是做教育的，有几位家长甚至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名师。他打算创办一家“休学中心”，已经开始去北京、上海走访同类机构，了解不同做法和路径。
10月，同事茉莉告诉我，她13岁的外甥女休学了。开学不到一个月，她所在的班级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办理了休学手续。家里开始密集地付费咨询，报名线上社群，对方提供为期21天的“双轨动力指导系统”，既纠孩子，也教家长，收费19800元。茉莉说：“现在大家好像都在找一条备用方案。”
11月，我进了一个名为“教育的第三条路”的微信群。三天之内，群人数达到500人，随后停止邀请。群里又不断分出新的探访群和地域群，安徽、贵州、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东北、西北、京津冀、珠三角，很快都超过了两百人。群里大多数人都会简单介绍孩子的情况：休学多久了，是否复学过，现在在家还是在机构，希望找到什么样的路径。讨论内容高度集中：去哪里、靠不靠谱、有没有“成功案例”。
一周前，两条招商广告推送到我手机上。广告写着：“10-20岁厌学休学赛道，正在爆发的蓝海赛道。轻资产运营，切入千亿级市场。”当我发现自己已经能迅速区分不同“休学路径”的报价、话术与风险时，才意识到，这不再是个别家庭的选择，而是一条已经被反复踩实的通道。
1、理想
和任竹晞的那次沟通结束后三个月，她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报道里，她常被这样介绍：“清华毕业，创办了一家休学机构，六年间陪伴了一百五十位休学青少年。”
“休学”在这些报道中被直接使用，不再需要额外说明。
在一出学社，休学并不指向某一种固定去向。在任竹晞眼里，一出学社的孩子，未来路径并不统一。有人回到公立学校，有人转向职业教育，也有人通过社会考生的方式补齐学历，再继续升学。是否返校、何时返校，并不预设。这并不意味着过程轻松。
她并不承诺“无压力的学习”，也不会把“重新适应学校”描述成一件顺理成章的事。那些决定重返校园的孩子，往往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回去，是目标领域需要学历，抑或是想完整地经历一次高中或大学生活，而不是被动地被送回原有轨道。
在一出学社，被反复提到的是时间。不是用来追赶进度的时间，而是用来恢复节律的时间。作息、情绪、身体反应、与他人的关系，都需要被重新调整。
这些过程无法被压缩，也无法被标准化。六年时间，一出学社陪伴过的休学青少年数量仅止一百五十人。这个数字并不被用来说明成效，它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现实边界——陪伴本身，决定了这种方式无法被广泛复制。
类似的尝试并非一处。
10月，江苏徐州，“潜岛计划”开始招募休学青少年。项目计划接收十名12至18岁的孩子，为他们提供一个介于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空间，帮助他们在回归公办体系、国际教育、职业准备或其他路径之间，重新做出选择。
项目发起人框框和雅敬，都有长期从事创新教育与心理工作的经历。团队成员并不以“导师”作为唯一身份存在，有人在做公益，有人经营工作室，有人刚刚搭建起新的空间。潜岛并不要求导师全天候投入，它更强调一种并行的生活状态。
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周，有近两百个家庭主动联系。也有家长在咨询中很快退却，每月一万元的费用并不低，而项目规模又极小，看起来并不“划算”。有人替他们算过账：十个学生，一年一百万元收入，扣除人员、场地与日常开支，能否维持运转本身就是问题。
这些质疑并没有被逐一回应。项目团队更忙于搭建线下空间，接待来访家庭，与休学的孩子分别沟通。讨论更多停留在“是否合适”，而不是“是否成功”。
对于更多家庭来说，这类创新学校并不意味着一次明确的转向。
15岁的君君休学两个多月。她的母亲在深圳一家合资企业担任中层管理者。从10月开始，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搜集信息上——线上社群、线下探校、远程咨询，一站接着一站。
北京、浙江、云南、广东、上海、成都，她列出了一长串学校名单。探访次数越多，她越意识到，所谓选择学校，往往是在选择创始人。场地、课程、教师团队稳定性，都存在不确定性，真正促使家庭做出决定的，是对某个人的信任。
但近几年创新学校频繁“爆雷”，这种单点信任变得风险陡增。
最终，君君妈没有把选择押在某一所学校上。她为孩子设计了一条“3+1”的学习路径：在家学习、创新学校、国内外营地项目，以及海外在线课程。不同模块之间可以随时调整，没有一个被设定为唯一解法。“如果某一种方式行不通，能及时退出。”
在这些实践中，创新学校更多承担的是一种参照功能，证明在“强制”“规训”“速效”的叙事之外，仍然存在另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又似乎缓慢、昂贵、充满不确定性，也因此只能承载极少数人。当需求持续增长，这种缓慢本身，开始显得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类创新学校更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成都、武汉等城市。它们往往需要相对稳定的师资、空间和家庭支付能力，也更容易出现在教育资源密集、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地区。
大理是一个例外。过去几年，这里聚集了不少对传统应试路径持反思态度的家庭。他们多从事自由职业、创业或远程工作，愿意为非标准化的教育形态承担更高的不确定性。这些空间条件并非偶然。它们在无形中限定了这种“慢方法”的可达范围。
2、投机
当休学成为一个需要被迅速处理的问题时，某些解决方案会显得更加直接。
在短视频平台上，与“休学”并列出现的，往往是另一组词语：纠正、逆袭、重启。
一些年轻人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休学经历：
“高二休学，被父母骗到了青少年教育学校。刚开始恨死他们了，现在才知道自己多可笑。没有挨过打，经过心理老师的治疗，重新回到课堂，考上211，和父母关系也修复了。”
“我在叛逆学校待了一年。以前把自由挂在嘴边，天天和父母对着干，直到被送进去。现在逆袭985，感谢父母没放弃我。”
“被送进军事化封闭学校一年。那一年彻底改变了我。现在985在读，有责任感、有毅力。”
这些叙述里，很少出现学校的具体名称，也几乎不涉及过程细节。更多时候，机构被指代为“那里”“那个地方”“一个学校”。不同视频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却高度一致：一年、改变、回正轨、名校。
讲述者往往会在结尾处留下联系方式，邀请“同样被孩子问题困扰的家长”私信咨询。一些账号在后台统一回复话术，把家长引导到另一个微信号，或转交给“负责招生的老师”。对方很快会发来一套标准介绍：机构环境、管理方式、成功案例、收费区间。
同样的孩子问题，可能会被推荐为“以心理疏导为主”，也可能被判断为“需要封闭训练”，最终的落脚点往往是后者；同样的课程名称，在不同聊天窗口中，收费差距可以达到数万元。
评论区很快被另一种声音填满。留言者IP遍布全国：
“孩子高一不上学，山东有没有这样的学校？”
“初二开始厌学，孩子软硬不吃，送进去会不会打？”
“孩子不上学在家挺了一年，整天不说两句话。如果吃点苦能救她，花多少钱也得送去。”
“能不能保证复学？”
他们不询问课程设置，也很少追问资质，更关心的是操作层面的信息：“来不来得及”“多久见效”“值不值得再试一次”。在这里，休学不再是一个需要被慢慢理解的状态，而是一种亟须切割的异常。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青少年抑郁”的话题播放量超过89亿次，“休学”话题播放量超过32亿，其中“青少年休学”“抑郁休学”等子话题的播放量均在十亿级。以“休学”为关键词的月均搜索量约180万次，词条日均发布量超1.2万条。
一名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咨询师私下估算，在深圳，180多万中小学生中，预估已有超过2万名孩子处于休学状态，休学率约为1.2%，且仍在上升。这还不包括大学阶段的休学人群。山东一家机构对外宣称“多次上榜央视，已陪伴影响10万个问题孩子”。
在这样的需求密度下，封闭管理、军事化训练、行为矫正，被不断包装成“效率更高”的选项。它们不再强调长期陪伴，很少谈论复杂成因，而是直接给出结果承诺：多长时间见效，多少孩子觉悟，能否回到正轨。
在不同宣传材料中，同一类机构可以被称为“心理成长学校”“青少年训练基地”“行为矫正中心”，名称频繁变动，核心卖点保持一致。
休学在这里被拆解成一套可以被反复讲述、反复定价的经验。
与这些机构并行生长的，是一批更灵活的从业者。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夏令营导师、行为训练师，纷纷进入。短期课程、封闭营地、线上咨询，被设计成不同价位、不同周期的产品，供家庭选择。
在一些地区，休学和辍学的孩子成为收费最高的群体。付费周期长，决策压力大，家长往往愿意为“可能有效”的方案反复投入。在这种供需关系中，“快”被视作一种优势。
与前面那些缓慢、不可复制的实践不同，这些做法具有明显的可扩展性。它们依赖标准化流程、清晰分工和可量化的成果展示，更容易被复制、推广和放大。即便伴随争议，也能不断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事实上，愿意把问题交给一个看起来更快的系统，并不是因为这些家庭不清楚风险，而是因为时间、本钱和耐心，早已被消耗殆尽。
3、自救
北京的一次家长沙龙，通常安排在周末。
场地不大，临时拼起的几排椅子，很快就坐满了人。有人进门后刻意压低帽檐，有人全程戴着口罩。自我介绍时，声音常常在一句话中途停下来，需要缓一会儿才能继续。
他们说起的，是同一件事：孩子休学了。
组织这场沙龙的人叫壹叶知秋。他并不是教育从业者，而是一位曾陪伴女儿休学一年的父亲。女儿后来复学，并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起初，他只是把身边几位有类似经历的家长约出来聊一聊。后来人慢慢多了，时间也固定下来，变成了每月一次的家长公益沙龙。
两年时间里，这样的线下沙龙已经举办了24期。每次活动，都会有来自北京及周边省市的一百多位家长到场。有些人是第一次来，有些人已经反复参加过几次。
初次到场的家长，大多不太说话。有人在交流过程中频繁停下来，低头擦眼泪。也有人从头到尾只是听，很少发言。
壹叶知秋说，很多家长并不是来寻找“方法”的，而是需要一个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发现，孩子的休学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
在这些沙龙里，更多被反复提到的，是父母自己的状态：长期紧绷、反复拉扯、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两年来，有80组家庭的孩子重回校园。
这种聚会更多依赖个人时间、经验和情感投入，边界清晰，却也很难复制。
对一些家庭来说，把经历讲出来，本身就成了一种救赎方式。
40岁的大兰曾是房产中介公司的金牌销售。失业后，她在家照顾休学的十四岁女儿，顺手拍起了生活视频。视频内容很简单：孩子上下楼，坐在餐桌前吃饭，偶尔发呆。
女儿休学后，身体状态反而稳定下来，偶尔还会帮忙拖地、端菜。大兰发现，只要视频里出现孩子，点赞量和下单量都会明显高于平时。评论区里，陌生家长开始讲起各自的困境。
“孩子不上学一年了，各种法子都试了。”
“复学才五天，又没去了。”
“在家三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后来，大兰会隔几天让孩子出一次镜，拍一段上下楼或吃饭的视频，配音讲讲近况。孩子也很配合。比起之前，她现在每个月能多出一千元左右的带货和打赏收入。
也有网友质疑她是在“做账号”“吃孩子的流量”。大兰很少回应这些评论。她正在替孩子办转学，尝试私立学校，每天六点半前送去，三餐都在学校解决，中午还会有老师专门补弱辅导。“也许，换个学校，孩子就好了。”她说。
还有一些人，把这种经验进一步延展。
2022年，原本做外贸的张英转向家庭教育和心理咨询。她补齐了多种心理课程，前后投入了六万多元。2024年，她开始正式接个案，咨询费用从9.9元逐步涨到300元。
今年春节后，她明显感到“市场起量了”。一天最多要接五个厌学或休学的孩子。初二到高二，是她接触到的休学高发阶段。
暑假期间，她以心理导师的身份参与了多个休学主题夏令营。招生最好的项目，一个月能招到两百多个学生，日均800至1000元。休学和辍学的孩子，往往收费最高。
在一些从业者的描述中，“休学”是一段持续时间长、家庭投入高的阶段。咨询、营地、课程，一环接一环，很少有人只经历一次。一个休学孩子一年的花费，常常在数万到数十万元之间。一些家庭甚至要花掉一套房的钱治疗和复学，在房价下跌的背景下，有可能要“两套房”。
4、谋生
孩子长时间离开校园，家庭很难回到原有节奏。围绕“陪伴”“照看”“稳定状态”的需求，开始向外扩散。
2024年至2025年，中国高校向市场释放出2400多万毕业生。一部分年轻人进入了家教、伴学、陪读、陪伴等零散的服务领域。
2025年起，北京、苏州、济南、德州、武汉、广州、上海、杭州、昆明、南昌等城市，陆续出现“休学陪伴师”的招聘信息和社交平台推广。这是一个在“成长陪伴师”之后，被迅速细分出来的新岗位。
招聘广告中，“休学陪伴师”被描绘成一种兼具情绪价值和教育意义的角色：“高能量大哥哥大姐姐陪伴”“帮助孩子调整心态”“激活内驱力”“陪孩子走出房间，回到课堂”。
一些沿海地区的服务开始进一步拉长边界。陪伴师不仅上门服务，还接受孩子入住自己家中，提供一日三餐、独立房间、全天候陪伴与运动，被称为“第二家庭”。
在广州的家政招聘信息中，“住家休学陪伴师”的月薪普遍在3万元左右，要求心理学背景、有特教经验、能长期住家陪伴。针对有自闭、抑郁、双相问题的孩子，月薪可以开到4.5万至5.5万元。
认证与培训也随之出现。南京一家机构推出“学习能力指导师”培训，宣称“进入厌学休学蓝海赛道，年入百万不是梦”。缴纳3000元可获得初级证书，8000元可升级进阶证书。宣传中，这一证书可以帮助从业者通过咨询、规划、陪伴等“轻资产模式”，实现“个人价值与收入双爆发”。类似的认证不断复制，被冠以各种名目。
在上海，一些宠物机构开始推出“精神抚慰犬”，为抑郁、焦虑状态下的休学人群推荐经过训练的犬种。边牧、马尔济斯犬、布偶猫、缅因猫，被反复提及为“适合陪伴”的选择。宠物被赋予了明确的功能性：陪伴、稳定情绪、建立日常节奏。价格水涨船高。
在一些休学手续相对复杂的地区，流程本身也成为一种服务。湖南、湖北等地，出现了专门代办“休学、留级、复学”的中介机构。它们帮助并非出于健康原因休学的学生，整理申请材料、学习计划、未来规划，甚至商业计划书。
在闲鱼和拼多多平台上，“休学复学一站式咨询”被明码标价，价格从一百元到五百元不等。留学生的服务价格更高，涵盖延期、听证会与复学方案，价格通常是国内的三倍以上。
还有一些行业，是在无意中靠近的。北京一家桌游工作室的负责人林林发现，来店里的休学中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在这里打游戏、做剧本杀、聊天，很放松，但家长并不希望孩子“只是玩”。
在老客户的建议下，她开始增加阅读、DIY、英语戏剧和户外活动，将空间逐渐定位为“休学空间站”。
风水与玄学，也未能例外。有家长在反复转学、咨询、营地尝试无果后，开始求助大师算命、改名换运、迁祖坟。号称能改善“休学体质”的国学班、中医推拿、艺术疗愈会员卡，被一一尝试。
“休学”原本是一个技术性的词。它出现在诊断证明、学校流程和请假系统里，用来标注一段暂时中断的学习经历。
在现实中，它逐渐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开始出现在自我介绍里，出现在短视频标签中，出现在机构名称、课程说明和招商文案上。
当“休学”被不断拆分、命名、售卖，一个问题却很少被人提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需要离开学校，才能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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